现代性话语与美学问题——论当代文化批评的思想语境

关于“现代性” 问题的讨论以其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涵,而理应引起当代学界的重视。分析表明,这一概念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反思视野出现于当代人文学界,其复杂性集中表现于同启蒙现代性分庭抗礼的审美现代性中。因而通过对后者进行相对深入的辨析,我们有可能为审美理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个合适的思想语境。     

辛词黄诗用典故之异及其原因

辛弃疾的词、黄庭坚的诗,都以善于用典而著称。但辛词与黄诗用典则又有不同:辛词用常典,沿用原意,用典自然,而黄诗用典冷僻,以故为新,“宁不工而不肯不典”。作者时代、经历、文学主张和作品体裁等多方面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现代性的困惑、焦虑与质疑 --三维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非现代性特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文学运动规律的混乱无序性以及文学独立品格的人为淡化,使其完全背离了它所刻意追求的西方现代文学模式。不同时期所宣扬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都明显流露出儒家入世哲学的浓重色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现代汉语包装形式,它无法根绝自己独特的历史遗传性,同时也难以融入西方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所以,中国现代作家那苍凉而悲壮的启蒙呐喊,集中体现着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困惑与焦虑。     

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

现代性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永新特征:它不断脱出既有的形貌,日益变得轻盈、灵巧、液化、流变,它的经验结果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这造成了现代叙事和想像的“衰败”,也使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亢奋。然而,在西方社会学“新三圣”的现代性理论中,激进具象下隐匿的深沉困惑和焦虑表明,这无以挽回旧式现代性的总体颓落之势。与此同时,现代性在中国正面对着一种新生。“社会互构”理论指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大趋势,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实践选择,正在促使资本从目的性意义向手段性位置回归。这一理论还阐释了,通过多元社会主体的“互构谐变”,推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实现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共同期待。正是这一来自实践的理路,使理论社会学拥有了一个赢得未来的起点。     

振兴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的人才战略选择

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有赖于人才的保障和智力的支撑。从新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省内人才资源的潜在优势和现实问题,比较了人才观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本质区别,指出黑龙江省能否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制定出一系列具有地方性竞争优势的人才战略。     

辩士蒯通简论

蒯通是战国纵横家的一员,秦朝统治时期处于蛰居状态。他参加秦末农民起义,说降燕、赵数十城,功绩不凡。他先追随项氏,继而归附韩信,曾力劝韩信据齐自立,以与刘、项成鼎足之势。后投曹参,终老于齐。由于他追求的是谋主的成功,关注的是自己作为附丽者的利益,因而希望造成一个诸侯对垒互峙之局,竭力阻挠刘邦的统一战争。他目光短浅,不讲政治,摈弃道德,失败是必然的。     

全聚焦模式下的《所罗门之歌》

《所罗门之歌》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第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作者巧妙地运用全聚焦结构模式,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客观冷静的叙述,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使《所罗门之歌》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第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试论汉大赋的美学特征及其悖论

汉大赋是西汉一代的文学代表,它显明的美学特征是它的巨丽之美。但是在这个美学特征的背后,汉大赋却存在着两个并行的悖论:一是巨丽之美不断地冲击、弱化着汉大赋的社会功利目的;二是由于汉大赋过分追求巨丽之美,极大地损伤了它作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两个悖论的并行,导致了汉大赋在文学领域内主导地位的丧落。     

“圣人”心态对康有为早期文化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少年聪敏卓异，而有绰号“圣人为”。其后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复杂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佛学和西学的影响，使康发展成一种“圣人”心态——即自以为圣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抱负和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无畏精神。这一心态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如平等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大同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