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义理经学及其关学学统

宋学学派之一的张载之学,主要是通过诠释经典而展开义理之学的建构。张载的义理经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达到"乐天安命"目的而建构内圣之道,主要是以《周易》和《四书》为核心经典的义理之学;二是以经邦济世为目标而建构外王之道,主要是三《礼》为核心经典的礼义学与礼制学。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是本义的关学;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关学篇》《关学续编》的"关学"是引申义的,作者基于历史编纂学目的,希望对关中地区乡邦文献人物作出全面整理。     

现代“广告”观念的中国旅行——基于全球传播思想史的视角

广告的历史发展既是内部自律发展的结果,也是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促成的。这提醒我们在对传统广告与现代广告进行思想史分期的时候,既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也要以发展的眼光结合现代广告的特征进行分析。在西方,广告业经过了公益服务、广告掮客、媒介代理、全案代理等曲折发展的阶段,完成了从古代广告基本形态向现代广告理念的历史巨变,历时17-20世纪将近400年才最终完成。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古今之变"的接受历史被压缩在了20世纪之内,中国广告业在短短的百年间完成了自身主体性的建设。中国的现代广告业既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也反映出全球广告业的一般规律,成为我们思考全球广告史时的一个重要案例。     

《易经》的拉—法转译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俗争议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世俗化问题争论进入关键时期,《基督哲学年鉴》主编伯尼提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前会士童文献,共同将耶稣会马若瑟的《中国古籍中蕴含之基督教要义遗存》拉丁文手稿转译成法文。转译本忠实传达马若瑟的索隐思想,重点阐释《易经》,阐发"易"蕴含三位一体的神学要义,用"语"(la parole)释"道"(tao),表达捍卫天主教神权道德的立场,也因此保留了域外汉学固有的"差异性诠释"特色。这种差异性诠释在教—俗争议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为知识再生产留出空间:转译本的发行首先为《易经》世俗全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参考依据,其次在法国社会学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文化张力。在社会学领域,神义下行,"救助(le patronage)"的道德观念融入社会学理论;在文艺美学领域,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成为文艺创作的象征意象,促成西方艺术"化魅",推动艺术本体论伦理的确立。     

现代性环境风险的风险刑法应对之批判

为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压力,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刑法倡导刑法应提前介入,强化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并建立区别于传统刑法的风险刑法范式。现代性环境风险不同于瘟疫、饥荒、自然灾害等传统风险,它是被制造的风险,是工业化的内生性风险。在风险社会时代,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需要通过促进民众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充分协商的方法打破风险控制中的专家垄断,解决科学理性的失效。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存在错位,风险刑法理论不仅不能起到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作用,还具有突破刑法谦抑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赫勒的需要理论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丰富与拓展

基于对马克思的微观文化分析和解读,赫勒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需要理论。其理论创建现为:首先,赫勒将人的实践本质规定性、人的文化丰富性等纳入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构想之中,凸显了人类解放的微观层面,即文化层面;其次,赫勒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需要的异化;最后,赫勒指出,要想克服人的自我异化和现代性的危机,除社会的宏观变革以外,还必须在人的需要结构和人的存在方式上实现变革。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一种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激进需要的生成,依赖于自由个体的出现和人的文化丰富性的真正展开。     

人道主义、时代转型与路——论石一枫《借命而生》的现代性反思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叙述警察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姚斌彬的复杂纠葛,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再到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个人命运与时代转型密切联系。小说试图通过追溯历史来完成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反思,并为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提供文学的可能性。     

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

戊戌维新失败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武士道思潮的刺激下,综合佛教、儒家、墨家思想以及近代生物学、进化论的观点,形成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死之责任"是个体的道德责任,是个体为人群进化所负之责任,是国民对国家所负之责任。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表现了梁启超强烈的爱国强国情怀,具有积极的思想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前加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分析探讨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对于系统深入地掌握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全面地评价梁启超其人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欧里庇得斯与雅典启蒙——《酒神的伴侣》探赜

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一生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与智术师的关系上。从欧里庇得斯的诸多剧作来看,欧里庇得斯无疑与堪称古希腊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紧密相关。本文通过细致分析《酒神的伴侣》第一场戏剧行动,表明欧里庇得斯的启蒙立场: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忒瑞西阿斯不复是传统宗教(智慧)的代言人,而俨然推崇修辞术的智术师。在他的启蒙式教导之下,王者卡德摩斯克服"羞耻"障碍的同时,亦褪去传统的政治智慧,一步步迈向自由个体。诗人以精妙的笔法揭示,卡德摩斯参加酒神狂欢的动机在于,让家族获得荣耀并释放自身"变年轻"的欲望。先知这种智术师式的启蒙,瓦解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而开启了现代性思想。     

后资本主义还是“后伦理”:价值危机的现代性线索

"后伦理"或"礼崩乐坏"是对普遍化的价值虚无和行为失范的社会症候的直观描述。但这一描述并不足以揭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伦理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新旧伦理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互融合与妥协的进程,因此并不存在某个"终结"传统价值秩序的历史"拐点"。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持续突破传统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的个体化理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生物,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故而停留于伦理现象的批判并不能"击中"危机的历史机制。事实上,停留于伦理维度的反思在当代所生成的犬儒主义趋势,再一次证明,只有再次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反思的当代路径,才能为个体的真正自由寻找到公共的基础,同时为公共理性与福祉的实现找到个体的自觉确认。     

西方现代性的杂糅与建构——以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形象的跌落为中心

文明交流史上一个明显的趋势在于：当强势文明分析弱势文明时,往往更关注其器物层面的东西;相反,弱势文明更向往强势文明原典性的东西,有一种找到神圣开端的寻根冲动。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动辄追溯两希传统的认识论根源,似乎西方文明的胜利真的可以用这种神圣起源来论证一样。但如仔细分析,这种盲目的溯源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先验论的色彩较为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