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体制"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当代美学和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回应。这些理论回应为我们解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提供了某种参照和可能。《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艺术“命名”》关注艺术在现代情境中是如何被命名的。《“艺术体制”的批判性反思》则从3种关于艺术体制理论的比较入手,着重分析德国美学家比格尔的体制理论。《先锋派的形式意义》探讨先锋派艺术的风格逐新和形式主义倾向。三篇文章都把现代艺术所提出的美学问题作为对象,集中讨论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的不同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审美现代性的反思。     

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知识缺失与风险叠加

知识缺失有制度化的因素,但是也有规律性的特征.在人类知识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还严重缺乏知识.知识的缺失导致行动无据,过度防御行为使得本原风险出现叠加效应.知识史上知识饱和与知识缺失相伴而生,一方面我们拥有不断增长的社会知识,这些知识在提高人类战胜各类灾害减少风险和获取较高安全保障水平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制造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应对突发性社会风险的知识又严重短缺,知识缺失使我们更加脆弱和易损,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进入风险时代.     

文明差异与中西审美现代性

中国和西方由于各自文明形态和文明进程的差异,导致了它们的审美现代性存在着两种根本的区别:一是在审美独立性追求上存在着差异,二是在审美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     

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巴特

自波德莱尔以来,"新奇"成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之一.波德莱尔之"新奇"是指艺术家对瞬间呈现的美的捕捉,它标识着主体的"独创性";阿多诺把艺术对"新奇"之物的渴求,规定为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动能"和策略;罗兰·巴特的"新奇"则是指"文"的生产性.通过对"新奇"的意义之蜕变的考察,透视出审美现代性展开的脉络及其危机.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建基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吁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现代性进程中的北京视觉文化形象

本文基于视觉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城市视觉文化形象的城市建筑为主要问题,首先阐述北京城市视觉文化的历史“余韵”与现代性“崇高”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转变,在此基础上论述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后从视觉文化理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西方古代美学:范式与历程

西方古代美学遵循客观主义的范式,以对美的本质的探询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在客观事物的属性上寻求美的本质,从根本上遮蔽了美的精神属性。这种客观主义范式的美学观念在西方古代美学中经历了自然客观主义、精神客观主义和神学客观主义三个阶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化价值的传统与现代

在文化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通过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优秀的精神成果和现代性之间的共鸣性,最大限度地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