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奥斯维辛”:论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沃格林与阿伦特之间这场由《极权主义的起源》所引发的争论,隐约地透露出日后双方思考的走向,并在各自的思想旨趣上推进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与反思。沃格林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性问题以及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上存在思想分歧。重启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的价值就在于,挖掘时代危机背景下两种不同思考方式的碰撞。     

世界城市研究历程与分类体系综述

世界城市研究的兴起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对世界城市的相关概念,研究历程,分类指标及等级体系进行国外文献研究分析,对于我国的世界城市建设及学术研究意义重大。通过世界城市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分类指标体系,而当今世界城市的分类标准正日趋呈现综合化。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诗文翻译研究

以林语堂英译《东坡诗文选》为个案,从审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出发,综合分析林氏诗文翻译主、客体中的审美现性特征,可以发现林氏和东坡有着相近的性情和禀赋,林氏翻译实践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以此为基点可以探索中国传统诗歌外语翻译及其研究的新思路。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超越现代性的“阿克琉斯之踵”——论全球性生态正义的实现

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本能地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推动了现代性的过度膨胀。全球性生态危机是追求现代性的"自然"结果,而全球性生态危机呼唤马克思生态正义的"拯救之手"。全球性生态正义不能仅仅停留于"话语讨伐"。要实现全球性的生态正义,超越现代性的"阿克琉斯之踵",应重估自然价值,增强全球性生态正义意识;改变异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生态利益关系;依靠法制规范生态权利与义务关系;超越制度藩篱,实现全球对话与协商,采取共同行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创造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类型。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古希腊古典学的两种阅读取向

正既然中国学习西方是摆脱不掉的命运,那就干脆学得彻底些。晚清到民国,马克思进入中国前,除了小说、艺术、科学的名典,哲学上我们还只是单个人单个人地学,德国的尼采、法国的卢梭、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直到马克思进入中国把"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一同带入,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另两个来源"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作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艺复兴后的"新古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重塑现代精神世界：乌托邦精神的合理张扬

急遽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全面扩张,价值理性随之隐退,人在逃离了上帝的束缚奴役之后转而陷入了外在的物质奴役当中,“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充斥着整个社会,名与利成为人们人生追求的终极价值取向,内在精神追求普遍衰落。这一现代性的困境下,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空想”。它代表着超越性的追求,激发着人的内在精神冲动,从而帮助人们重塑精神世界,找回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诉求。     

《达·芬奇密码》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阐释

《达·芬奇密码》的热销从深层次上反映出西方文学在回应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中的东方转向、原始转向、性别及生态转向。在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中,丹·布朗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为依据,改写了基督教早期的历史。小说在激发大众阅读热情的同时,满足了身陷现代性危机的读者们潜意识中对于精神回归的强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