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     

审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

现代审美经验与现代悲剧的形成和发展之间具有十分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悲剧的思考根本上源自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反思。欧洲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提出审美现代性的理论问题,将悲剧扩展成一个与社会、历史、革命密切相关的广义文化范畴,在此基础上,现代悲剧的理论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复兴古典悲剧艺术或悲剧理论,而是如何以一种新的理论姿态对现代悲剧经验予以可能性的理论阐释,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异化的世界中重塑主体内在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既根植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基于人性内在的深沉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则转化为一种外在的革命冲动,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悲剧性超越。     

现代思想之“粟”与“药”

按梁启超之思想学说"粟"与"药"之分,启蒙思想奠定了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秩序原理,可以归为现代思想之"粟";反启蒙的批判理论诊疗现代性之弊病,则属于现代思想之"药"。"粟"与"药"两股思潮颉颃消长,表征着现代文明的曲折演进。笛卡尔之理性主义与维柯之反理性的"诗性智慧",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与卢梭的反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斯密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与尼采反道德的唯意志论哲学,表征着启蒙之"粟"与反启蒙之"药"的深刻歧争。反启蒙之"药"虽然具有对启蒙主义之补偏救弊的批判性,但往往难免其建构蓝图之复古主义的虚渺和完美主义的危险。     

吉登斯结构化社会理论中的生活政治

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思维,因应于晚期现代性社会转型及其结构化要求。全球化与反身性引发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都反映出现代性所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政治与社会也并非二元分离,而是呈现出"政治社会化",由此,生活政治有理由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治理方法。生活政治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行动者的反身性参与,即社会成员积极重塑生活并为其行动担责,共同致力于晚期现代性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     

审美现代性之对话：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萨特认为作家是一个独立个体，其职责是揭露现实真相，其目的是赢得“身后名”，而读者需要全身心阅读作品，并能够再创造。要想达成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作品需要一个“召唤结构”来吸引读者阅读，需要包含真、善等普遍性话题，需要是作家和读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场所。作品所达成的对话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激发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以及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

《棋王》中的身体书写显示了"寻根文学"中现代性与古代性的混合,但文本已经蕴含了质疑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想。从寻根形象、文化符码以及寻根"结局"入手,将《棋王》这一症候性的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结构的努力体现了进步意识带来的美学创新欲求,但这种美学变革在当时又阻碍了"现代性疑虑"的进一步思考。80年代"寻根"的结局是另一个开始,它背后的犹疑预示了90年代更为明显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解。     

试析热播剧《丑女无敌》背后的现代传媒操作与流行文化

十一长假期间,改编自热门美剧<丑女贝蒂>的电视剧<丑女无敌>在湖南卫视播出,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数据显示,该剧播出一周内在湖南当地平均收视第一,在全国同时段排名第二,在4至23岁年轻观众中份额高达11.58%,同时段排名第一,成为近期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     

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具体、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一概念往往被当作抽象化、实体化范畴来理解,脱离了具体的问题语境,从而使其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向也变得模糊不清。应该从马克思社会概念与现代性的相互关联着手,在反思现代性的现实语境中,深入解读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与当代价值。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