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石油企业改制对统计发展的影响分析

近来在国家对石油、石化企业重组改制的进程中，陕西省也对省内石油企业进行了重组改制。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就是要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起来，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这次石油集团的重组，就是真正建立起公司治理结构，转变管理方式和经茜机制．给企业注入新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完善和企业新机制的建立。必须重新审视石油企业的统计发展。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政治民主

政府与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企业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就无可厚非；政府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应该是非赢利性的，否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中国，过去政府与企业这两种组织的职能常常被混同，人们用“政企不分”来形容这种现象。     

现代经济社会的传统、性质及精神

现代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结合,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经济社会的形成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思想演变的产物,它并非单纯地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古代文论研究现代性的发生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朱维之等人都撰写了各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或中国文艺思想史著作，这些经典文学批评史著作的问世，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而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不仅仅是因为开创性著作的问世，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著作已经有了自觉的批评史学科观念、现代文学观念、批评史观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这也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门得以确立的根本。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汉语"管理"词源考

管理是一个人们熟知但未深知的词,仅就其词源而言就至今还尚未澄明.有人认为它源于西方,也有人认为它源于日本,但就是很少有人认为它源于中国.研究认为:这些认识是有违历史事实的.现有的语言学以及历史文献等方面的材料表明,"管理"这个词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日语中的"管理",则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中英"管理"的对等翻译则是由来华的传教士完成的,而汉语"管理"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则是由日本人来完成的.     

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探析

和谐是一种秩序，秩序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将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重新凸现了出来。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逻辑渊源在于理性是和谐秩序的深层解；历史与现实渊源在于理性的沉睡、异化与失语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未来渊源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和谐的主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