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监局长“生存论”比滥收费更可怕

湖北赤壁市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把产品送到湖北省质监局纤维检验局做检测，检验合格后，咸宁市质监部门却依然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定检，并收取数千元的检测费。对此情况，咸宁质监局局长张志宏辩解称：“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肚子不搞饱，怎么去工作，所以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     

认知分歧与共享现实:公共政策绩效损失是如何产生的?

公共政策绩效损失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将"什邡决策困局"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产生的过程、原因与内在机制等理论问题。研究首先梳理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的产生过程,即由认知分歧一利益分歧—街头抗议—绩效损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关于公共决策绩效损失的理论:界定了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涵义并说明了其研究价值;发现公共价值建构不足是导致政策绩效损失的根本原因;发现认知分歧、共享现实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内在机制性因素;发现绩效领导力以及合作生产理念不足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主要原因;认为政府必须重视和应对社会认知场所的深刻变革。     

中国古代社会腐败成因研究

天道社会亡于无效率,人道社会亡于贪欲。纵观我国古代政权,其大多因反贪腐而兴,也皆因贪腐而亡。治贪若不改道则无效,但改道则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其难不啻于上青天。从这一点看,清高宗那个"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反贪腐方针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贪腐的墓志铭。     

合理生存的荒诞性——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余华便是其中一位。余华通过对人的生存层面“具体苦难”的描写,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存在”状态,揭示了“合理生存”的荒诞性,隐喻着中国社会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是,仍然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西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警诫着在如火如荼的经济革命中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变革者们,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被冠以崇高的文化背后所可能出现的不合理,进而启迪启蒙主义不应该被机械于西方文化的启蒙化和传统文化的祛魅中。     

新时期如何提高社保档案管理者的综合素质

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迅速增加,档案管理业务也随之不断地膨胀和更新.档案信息化、网络化已成为社保档案工作 发展的趋势,信息载体日益多样,管理 手段日趋先进,对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档案管理 者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档案工作 的成效和质量.因此,现阶段必须不断 提高社保档案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实现 社保档案“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 替未来着想”的重要使命.     

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现实"与"现存"并不完全等同,人们需要凭借"思想"才能对两者进行分殊。"现实"是实际存在着的现存事物或现象,而现存的事物或现象却未必都是现实的,只有靠"思想"才能透过生活世界的表象把握"现实",这一过程就使"思想"与"现实"的原初关联豁然显现。流俗对于"思想"真义的误解,致使做出这种区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资本降临世间,在"抽象统治"大行其道的境遇中,思想如何守护自身,已是人们不能回避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是当代社会现实的重要构成力量和组成部分。揭示和阐明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应当是我们富有思想地生活的当然选择。     

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伦理与生存智慧

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适性知识相对应的知识体系,是一定地城内的人类群体在所处生境中形成并总结、传承的生存知识、技能、经验与智慧.地方性知识为特定的人类群体所独有,折射着特定生境下人类群体的智慧之光,其认同的内涵,使它成为特定群体及区域的文化标识.地方性知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特定民族或群体的生存构成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是他们得以发展的智力武库.对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伦理与生存智慧予以重新审视,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进行“观念转型”,缓冲与消解工业与科技导致的“生态暴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人的本质理论的生成逻辑

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读表面上来看大相径庭,实则具有相同的内核,都是从二元对立的观念论切入,排斥现实进入自身体系,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解释世界"。马克思用"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对人的本质问题做出了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解答,以社会为方法论切入,为改变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以可行能力看待劳权——劳动法治的现实进路

近年来,劳权在理论上的富足与现实中的赤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劳动法治往往只重视权利的直接赋予,却疏于关注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对劳权实现的作用。现实国情决定了只有借助劳动法治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这意味着劳动法治必须实现从关注"组织"到关注"个人"、从关注"实体性劳权"到关注"程序性劳权"、从关注"争端解决性责任"到关注"促成合作性责任"的转向。劳动法治的现实任务是通过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程序性权利以及劳动法治主体的角色责任去实现劳动法治主体间的交往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