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天命神学的努力——班固历史观述论

《汉书》虽然存在着援五德终始、阴阳灾异以论史的问题,但班固的历史观表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远非一句神秘的唯心史观所能定性.由于时代背景及官修正史的限制,班固对统治阶层官方的史观无可回避;然而从本质处言,班固于《汉书》中始终贯彻了强调历史变化的立场,注重历史之"势"的制约与影响,强调民心向背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重视经济发展状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等等,更多地表现出努力挣脱天命神学的倾向.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让我走近你

此语出自《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是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小儿子,《汉书》主编班固的兄弟。他从小胸怀大志,刻苦学习了各种书籍。     

论班固的公文批评思想

班固的公文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在公文的功用论、风格论、主体论、写作论等诸方面都有阐述.班固的公文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采用了包孕式的体例、儒家的批评视角,以及主客观结合的批评方式.班固的公文批评在公文批评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汉书·儒林传》辨误三则

《汉书·儒林传》是西汉五经经师的类传,成于众手,且传承日久,讹误难免。现根据《汉书》经师本传及他篇,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考核稽查,再辨误三则:"夏侯建官至太子少傅而非太子太傅";"朱邑为大司农而非大司空";"王中不曾为元帝少府"。     

从功德报偿到“汉家尧后”:刘邦置立巫官与两汉天命论的变迁

据《封禅书》,刘邦曾经置立巫官。其中梁、晋、秦、荆四者,无论以刘邦祭祖、神权统一还是抚慰诸侯作解,都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秦汉之际战争中巫术需求的考察,以及刘邦军队士卒来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刘邦于征战之中,招徕收附的兵丁籍贯正与诸巫相合。刘邦置立诸巫的初衷,与时人功德报偿的观念有关。《汉书》因其中四巫合于刘向所述汉家先祖的迁徙轨迹,遂作割裂剪裁,以为“汉家尧后”之证。这合于东汉明章两朝的时势,也显示出两汉天命论由朴素直接、含混笼统,渐为文饰堂皇、具体指实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