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清代《孟子》义理学四大家综论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康有为的《孟子微》是清代《孟子》义理学的代表。它们重点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显示出借《孟》言志、作而不述,驳宋批朱、撼动权威,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等特点。其释《孟》的学术指向、著述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孟子师说》乃“心一元论”之重镇,反程朱理学之先锋;《孟子字义疏证》是中国古代“气本论”之总结者,“理欲统一”论之力辨者,“知即善”之倡导者,是击程朱理学之利剑;《孟子正义》是历代申发孟子性善论之最用力者,也是成就极高、极具特色者;《孟子微》是维新之论,是让圣学“经世”之代表。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朱熹文学思想论略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作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本体论以"文从道中流出"为核心;其文学创作论强调"高明纯一"、"平淡自摄"、"真味发溢"、"从容于法度之中";其文学批评论主张"中和"、"知人论世".朱熹的文学思想标志着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宋代理学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