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思考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却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每一个新政权都只是前政权的翻版和重复,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只有通过对民众的理性的培育、走民主宪政之路才能实现。     

论福柯的启蒙观

本文从福柯对康德《答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入手 ,详细考察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 ,拯救了启蒙精神的积极性一面。他并没有抛弃启蒙 ,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坚持了启蒙 ,从而使启蒙精神在当代哲学中仍然具有活力。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真正存在的不是理性主体,而是与客观存在相剥离、对立而囿于自我的思想与心灵。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中,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分崩离析;理性主体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惟我独尊的权威。     

工具理性,人文主义与法制现代化

现代文明是通过法律维护,解决问题的文明,文明依赖于法律观念的威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理解法律,他们把法律看作是万能的,表现出严重过分法规化的倾向。如何解决法律理性和人本感性之间的矛盾和争议,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题中之意。本文分析了法律的理性,同时呼唤人文精神,现代化应当是在法律适度控制下的有人文精神、关怀的现代化。     

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

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是在社会整体转型的基础上展开的。而现代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简单的法律移植、制度建构或者对传统秩序资源的过多企望,都难以带来期望的现代法治秩序。事实表明,对转型期的法治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培育和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只有培育和建构法治的精神根基、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法治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真正的法治秩序才会到来。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论陈白尘的散文创作

以剧作家闻名于世的陈白尘也是优秀的散文家。作为融于时代而执著现实、熟悉舞台和银幕、擅长喜剧的散文家,其散文创作具有独特的风姿和色彩。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理性的从容"--论王蒙的理性精神

王蒙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有着丰硕成果的思想家.理性成为贯穿王蒙思想的主线.王蒙的理性精神有鲜明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多元的文化观;建设意识;历史主义态度,以及中道原则和辩证思维.王蒙的理性精神是由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是来自实践的启示,所以始终亲和人民,与时俱进,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