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

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     

《论语》与《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不同决策模式下农产品质量控制策略研究

农产品质量已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农产品供应链,构建零售商主导下的Stackelberg分散决策博弈模型和两者协同合作下的集中决策博弈模型,以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质量努力水平为状态变量,利用逆向求解法得出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质量决策。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农产品供应链中主体的合作可以实现供应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的Pareto改善,在此基础上分析实现Pareto改善的条件以推动农产品供应链达到协调。     

基于主体不平等的跨国界河流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研究

基于破产理论和讨价还价博弈,构建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模型。借鉴国际水法,构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议价能力运用到破产博弈模型中,突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性,减少水资源分配量与贡献、需求量和对水资源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结合主体的谈判破裂点,根据主体满意度函数的联动函数寻找水资源分配的最优解,使分配能同时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进行实例研究。     

暴力与消解——《嘉莉妹妹》文本内外的话语博弈

从新历史主义"文本是话语竞争、角力场所"理念入手,分析小说《嘉莉妹妹》文本内外话语博弈生态,即参与博弈的主要话语的内涵及其蕴含的等级关系;认为德莱塞在话语博弈过程中,出于维护自身身份利益的需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重构,并采用暧昧的手法颠覆传统道德观,借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考虑协同服务的供应链知识风险动态演进控制研究

产品协同服务创新中由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的知识风险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大.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供应链产品服务协同创新的演进模型,分析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供应链知识风险的有效规避对策.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利益博弈分析——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诠释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间的协同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阐述与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由于"地位"、目标等因素的差异,会阻碍协同关系的形成,影响协同效应的发挥;企业中的大股东有利益侵占的动机,随着协同收益增大,侵占动机表现得越明显,最终影响整个企业价值。因此,要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减少大股东侵占行为,建设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股东间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