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并存的两种社会现象,法律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在有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以来,法和政治就与国家紧紧相随。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法律和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上层建筑的视野中,法律和政治都以国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与接受美学

法兰克福学派与接受美学是西方现代美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美学派别，它们的相通之处是以否定为中心和基点，即通过艺术作品对接受者思想意识的否定来达到对现存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否定。不同之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美学是对接受者的大拒绝，散发出贵族主义的救世气息，对接受者尊重不够，而接受美学对否定则有所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在现存秩序面前的退守与妥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接受者趣味的相对认可与尊重。     

逻辑思维与偏见之关系略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思维。但我们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却发现，它在证明科学理论的同时常常也证明着伤见．如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捍卫真理而摒弃谬误，成为克服偏见这种思维“病毒”的有力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力图从逻辑思维与偏见的关系入手，根据科学史上逻辑思维与偏见顽强抗争的事实，探讨战胜偏见的主要途径。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教科书审美对话及其价值实现

教科书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间的对话活动。教科书审美对话以编写者与不同主体的对话为起始点,以师生与教科书文本的对话为核心,在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中多维推进,最终走向个体心灵的自我反思性对话。在教科书审美对话展开过程中,教科书文本的审美意蕴被发现、拓展与丰富;师生在对话中生成与升华美感,走向审美的自由境界;蕴含在教科书审美价值生成中的多重价值随之共同生成。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明理之人与理性之人——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立约人的定位问题

罗尔斯在刻画原初状态中的立约人时,给出了两种形象：其一为理性之人的形象,其二为明理之人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明理之人具有公平感,关心自己的行为能否面向他人得到证成,希望以人们无法合理拒斥或可以合理期待人们都会同意的原则来证成自己的行为,理性之人却不具备公平感,欠缺相应的欲望和动机。面对这种内在的不一致,罗尔斯需要做出选择。他会选择以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抹除与这一界定不相容的有关论述,因为这种选择不会使其正义理论经受颠覆性的改变。可这种选择未必是合理的。以明理之人还是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关涉契约理论的合适出发点,关涉确定道德原则的恰当视角,影响重大。至少可以说,明理之人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值得罗尔斯严肃对待的视角。     

市场经济的文化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就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应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文化价值、文化结构和文化形式入手,以揭示其内含的高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