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沉沦——中西怀疑论比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的精神遍地流行。现在的一些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所谓丧失道德理想、渴望堕落,痞子精神等,在学理上的根据就是一种怀疑精神。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怀疑论。中国的怀疑论我主要集中在比较典型的老庄的怀疑精神上。西方怀疑论,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三种:古希腊罗马的怀疑论、中世纪基督教的怀疑论以及近代的怀疑论。中西怀疑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上。     

浙江财政收入与GDP协调性的动态分析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过大的财政收入规模或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会制约经济增长的活力;而过小的财政收入规模或过慢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同样会抑制经济增长.     

生存底线的人权平等——关于建立反疾病歧视文化和社会机制的探讨

人类的历史是科学战胜疾病的历史,也是人权平等与歧视偏见作斗争的历史。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历史上人类为保护自身健康,在遭受病魔侵害时,常常受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将疾病视为上天的惩罚,或躲避、驱赶,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这样的悲剧在历史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大都市圈的形成机制及我国都市圈的构建方略

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经济恢复性高速增长、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革命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新型城市化形态——大都市圈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大都市圈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和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在近代城市增长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进入21世纪．我国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问联系协作日益紧密。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国内城市发展有益经验．培育一批以超大城市为依托．具有显著带动力的大都市圈．引领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