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像土改时的工作队”——参加“社教”的一点回忆

1964年下半年,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安福县24个公社都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吉安地区13个县(市)都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在安福县帮助公社开展"社教"运动,我被安排在平都公社参加"社教"。当时平都公社共8个生产大队、52个生产队,有农     

成长记忆

1964年6月的一天,队长让我把三十五头不合格的奶牛送往三十多里以外的另一生产队。从早忙到晚,牛又跑进原来的圈里。 我回来时,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随着一声“请进”,我推开了门。队长一看是我,忙站起来说：“你可回来了。”我羞怯地回答：“牛全跑回来了。”她平静地说：“我知道了,快去吃饭吧。”她看着我还想说什么,又对我说：“那牛,我已经安排别人了,有话明天再说,过一会儿,食堂就没人啦!去吧,吃完饭好好休息。”     

想念“沙拉”炒米

正我经常感到很幸福,是因为自己可以清澈地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样子——我们住在靠近沙漠的湿地湾子里,七八户蒙古人,七八户汉人。沙漠边上有好多杨树和柳树,有被切割成形状不同的若干块庄稼地,有一滩可以隐藏牛马的枳芨林,有几十种叫不出名字的鸟儿……这里很安静!在这安静的十几户人家里,肯定能蹦跳出几个小伙伴吧,可以和我一起玩儿。夏天我们前往沙漠里的小湖边踩水,秋天到密林深处的林场果园里偷食小果子,冬天则会去生产队的棚圈顶上掏雀儿……这样的事情在记忆的幕景中时而闪现。然而,更强烈的关于童年的记忆却是一种味道,一种浓浓的家里的味道。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论

1962年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把农村人民公社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在征集所属各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它使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等项权利都由公社支配,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人民公社所有制是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三级所有制,它名义上保持了生产队所有权的相对完整和独立性,但其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征为国家全面控制和干预生产队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生产队所有权的残缺是我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重要制度根源.     

人民公社化运动亲历记

今年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50周年。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了中国大地,全国农村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两三个月全国农村就实现了公社化。1958年8月至1961年4月,我担任广东省封开县南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公社化运动中的第一任公社书记,亲身经历了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全过程。     

逝去的生产队钟声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后来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家所在的第二生产队选举老秋叔当了队长。一天,他买来一口高约40厘米的铁钟,挂在村东场院生产队队部的老槐树上。从此,悠扬悦耳的钟声成了社员们下洼、记工、分粮和开会集合的号令。每当饭后,一听到“当、当”的钟声,前邻后舍的人们就拿起农具,走出家门,互相招呼着来到场院集合。等队长分派完活儿,就一起说笑着下地劳作。夜幕降临后,记工员一敲钟,人们不管吃没吃晚饭都陆续来到场院,一边记着工分,一边说着坊间逸闻趣事。     

插队纪事

人工发电看电影到农村的第二年,在炎热夏季的一天,趁着劳动间隙生产队长对我说:"今晚队里放映电影《列宁在1918》。"我还记得当时那吃惊的模样:"真的?"到农村已有十多个月还是第一次听说放电影的事。因为没有电,当时别说生产队,就是公社也     

“大老粗”干部直来直去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大老粗"干部的笑话。说的是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在外蒙古,全国掀起批林高潮。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斗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走的时候还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这个故事是否实有,无从考证,在那个"有文化基本上等于有罪过"的特殊时期,基层政权有许多这样的"大老粗"干     

郭跃立:从农民工到企业老总

郭跃立,林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山西省河南商会常务副会长。见到他时,他刚从河南林州驱车赶到山西太原。当记者告诉他他被《环球人物》杂志选为新中国第一批走出去的农民工代表时,他笑着说:"第一批确实是,但说代表还达不     

方道行是个农民石窟群研究家

方道行是歙县王村镇烟村一名农民。九岁开始读书，在村里上小学，上屯溪一中读的初中，当时盛行“唯成份论”，因父亲在外经商被定性为富农子弟的他，没有机会再升到高一级学校，初中毕业便回到家里，从此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两年后，因为讲了几句“饿死人了”之类的真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父亲离开人世，家里的境况大不如前。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也为了使自己活得“有出息些”，方道行自学了裁缝手艺，农闭时就在周边村庄为村民做衣服，后来还到屯溪做过两回。1979年，生产队的田地分培了每家每户，认为做裁缝也没多大出息，对靠卖手艺挣点小钱感到厌倦的他，便又把一身力气还有灵活的头脑都用到新分到的田地上去。他最早从上海农科所引进百洋芹、矮抗青等新品种蔬荒，亩收入是其他菜农的两倍，村民们都说他是科学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