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建构的反思——以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为背景

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 )和“生命”两条进路 ,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而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 ,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根基于儒家的生命境界——《陶靖节纪事诗品》与《陶诗真诠》论陶渊明

清末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在归陶入儒时没有停留于概念化的文化归属上,而注意强调陶渊明不同于佛教、道教、隐逸等其他文化的个性,注意揭示其独特的存在特点、生命境界及其修养路径,即与天人同流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和"素位而行"、"修身以俟"的儒家修为路径,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为深细和系统的儒家陶渊明观。     

多难兴邦,我们学到了什么

5.12大地震给我国造成惨痛的大灾难,激发人们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可从中学习许多: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党心、民心,心同则钢;人民子弟兵传统永葆常青;决不能让孩子再遭伤害;把信息公开透明坚持到底;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从此开始;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等等.     

形而上学：生存境界的彰显——关于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思考

在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既是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中心课题。文章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图从“生存境界”的角度来挽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的基础上,区分了形而上学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现实的合法性在于人的类生命和历史性,形而上学的鲜活的生命在于人类价值的寻求和生存境界的彰显。     

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缺陷及其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生命伦理学对东西方道德文化传统资源存在着双重的误读,在引进和应用西方理论资源时,没有注意到它们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背景的复杂关系,轻率地建构评价和指导体系并以此来影响政策制定和科学实践;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已经变成了箴言式的、支离破碎的道德训条,被随意整合进当代生命伦理学规范体系之中,没有机会与外来的生命伦理信条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种隔阂的状态必然导致伦理认知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的错乱状态.     

沈从文与湘西自然精神

沈从文一生都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构建一座希腊小庙 ,里面供奉的是人性。对这个自称是“乡下人”的乡土作家来说 ,他的“人性即自然”、“人性美在自然”、“人性美在生命”的人性理念 ,既是源自湘西文化的自然精神 ,又是对湘西文化自然精神的提炼和升华。湘西自然精神的文化内涵 ,一是主张自生自灭 ,一切顺其自然 ;二是主张人性自然 ,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三是主张自然淘汰 ,崇尚生命的雄强。一、人性即自然1 固守人性的本来作为人性的自然 ,就是人性的本来 ,或曰自然人性。湘西人主张自然人性。如今乡下男人下河洗澡 ,仍喜欢光着…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西北文学精神:"人"在现实结构中

"西北"是作家住地的指认.本文主要通过对西北新生代作家作品,着重是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对现实结构的介入程度、时文学精神性的形象表达上,以及作家主体的文学观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当然,横向上全国文学创作领域的某些思潮现象,也在比较的意义上被列入到考察的范围之内.不过,那不过是一个参照背景,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女容、悲情及文人词的隐喻品格

文人曲子词源于花间,但花间之词或流注于女容的赏玩之中,或局限于一己之情意,情致逼仄;晏、欧等士大夫之词则在女容、艳情的狭小的境界中渗透出人情物理、家国之慨,由一己之悲欢而生发出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反思,扩展出对于人生苦谛的深切体悟,形成了一种"悲情的境界",具有一种隐喻品格,蕴蓄着凝重执著的生命体味,透视着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英美侵权法神经损害之诉及其合理借鉴

神经损害之诉是英美侵权法中的一项颇具特色的制度,其对严格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权有着积极意义,但客观上该制度也蕴含着难以合理控制责任范围的问题.故此我国立法合理借鉴该制度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在我国既有的生命健康权保护的框架内,对后果严重的神经损害受害人予以救济,从而既能对确需救济的神经损害受害人予以合理保护,同时也能防止诉讼泛滥所带来的种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