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读易富贤《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自2000年人口普查以来，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是人口总数与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其中，有很多疑点。易富贤的《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质疑。     

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益

人口生育率下降，取得理想经济社会效益，应有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配合。只是单纯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难以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果。从我国历史和外国经验考察，人口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研究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新课题。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象探析

在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放缓等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生育意愿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是较早提出人的生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之一,在了解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两种生产"理论,将人口生产作为一个公共领域事务,引入政府干预,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生育意愿.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特大型城市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应对策略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从1979年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程,人口老龄化水平大大高于全国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特别是超低生育率的大背景下,借鉴国际和国内经验,探索积极的、低成本的、可持续的健康养老模式,是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摆在政府、社会和公众面前迫切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