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问题浅析

在男女性别比居高不下。男性人口远远高于女性人口的当今中国,却出现了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本文认为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剩余”,在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已有的多角度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主要从人口与经济的视角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结构性剩余”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发掘。最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举措。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北大核心

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不同职业类型女性活产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职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职业类型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与职业女性总体平均活产子女数“一增一减”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关;不同职业类型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及其增幅差异显著,其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少且增幅最小,其未能实现的生育数量最多,生育对其工作与家庭相互冲突的影响最严重。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既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的群体,也是最有潜力提高生育水平的群体,相关生育政策应加强对此类职业女性的支持力度。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社会保障对家庭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机理

国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着力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必要分析这项制度对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机理.建立一个两时期的交叠世代模式,分别对自由放任或基金制经济和现收现付制经济中家庭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现收现付制经济中家庭倾向于减少对子女的投入,从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自动的降低生育率的机制.因此,建议在农村建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农村的养老模式,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和就业培训,促使农村人口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新加坡华族人口生育率过低,20年后数量或将减半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华族人口2011年的生育率只有1.08,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生育率,若不引进新移民弥补不足,再过20年,下一代新加坡华族人口将减半。人口萎缩最终将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将是新加坡无法承受的后果。建国总理李光耀指出,如何促进人口增长是新加坡面对的最     

日90后涌起“不婚潮”,“少子化”致经济长期失落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将来人口推计报告》称,1995年后出生的人,估计有20%将一生不婚不嫁。这个结果将导致日本人口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目前,日本人口总数约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