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低生育率条件下计生工作再上台阶的思考

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湖州市在人口发展中持续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工作如何再上台阶这一角度来加以考察、研究。     

期望孩子数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贝克尔生育率经济模型的检验——来自四川省宣汉县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宣汉县这一个案的研究 ,分析了影响期望孩子数的因素 ,探讨了贝克尔生育率模型的适用性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迁入地与迁出地生育率差异的协方差分析

文章采用协方差分析方法,选取生育率为试验指标,人均GDP为协变量,利用2005年的省级数据,分析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生育率的差异,并找出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直接对生育率进行方差分析可得,迁入地的生育率显著低于迁出地,在用协方差分析方法消除人均GDP对生育率的影响之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生育率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造成迁入地生育率显著低于迁出地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协方差分析比直接进行方差分析得出了更真实的结果,并且能够找出差异存在的真实原因.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四个强化”助推“单独两孩” 生育政策平稳落地

大连市人口计生委围绕国家、省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指示精神,扎实稳妥地开展了大量工作,确保＂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在全市平稳有序推进。一是强化政策风险评估。大连市人口计生委多次召开党组会议,深入学习中央、省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将平稳有序推进＂单独两孩＂政策纳入全委＂工作落实年＂重要任务加以督办。抽调各处室专业人员,开展了群众生育意愿调查、生育政策调研和社会风险评估,组织大连市卫生、民政、人社、市委研究室、政府研究中心等部门参加座谈会,全面预判＂单独两孩＂政策对全市人口发展形势带来的影响。经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全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由目前的1提高到1.3左右。     

德国生育率欧洲最低 且仍快速下降

德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德国出生的婴儿数创历史新低。初生婴儿总数为66.3万人,比2010年减少1.5万人,与1964年顶峰时期的将近140万（包含东西两德）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仅有1.36,年轻女性生育率在2011年下降尤其明显。劳动力减少,经济发展迟缓,以及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带来了开支困难。据预测,     

撒拉族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运用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撒拉族人口的分布、增长趋势、生育与死亡、文化水平、婚姻家庭及产业构成等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就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