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与生存样态的文化选择

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它们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经济与文化的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交织成种种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民族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分析,探讨民族经济过程中文化理性与生计方式选择的关系,从而阐明在传统文化中确保生存风险最小化是一个基本的文化规则。     

生计资本对农户菌草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基于福建、宁夏、甘肃三省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和ISM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菌草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及其层级结构。研究发现：农户菌草技术采纳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共9个。其中,风险承受能力和技术效益认同度是表层直接因素,家庭耕地面积、家庭牲畜数量、家庭年收入、农业技能水平、参加合作社和技术掌握能力是中层间接因素,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增强农户风险承受能力,宣传菌草产品附加值以提升农户技术效益认同度,加大农村教育培训力度以提升农民综合素养等,从而提升农户菌草技术采纳意愿,推进菌草产业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自雇就业的影响

采用"2009年金融危机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冲击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了五种生计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自雇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在打工期间受过职业培训者更可能返乡自雇就业;社会资本中,家人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民工更可能自雇就业;物质资本中,拥有生产型设备越多,更可能自雇就业;金融资本中,从亲戚朋友处借钱者更可能自雇就业。上述结论对于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政策涵义也进行了讨论。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割裂与共生：农村生计互助小组培育过程中的关系重构

本文通过回顾前后两期孵化条件相似但关系形态不同的农村生计互助小组的培育经验,发现关系性因素是影响生计互助小组建设成败的关键。单向的小组与社会工作者（机构）的关系、小组与社区关系脱节、含混不清的市场关系定位等是导致农村生计互助小组遭受挫败的根本原因。社会工作者在培育生计互助小组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组员之间原有关系的维护,社会工作者与小组之间互为主体的核心关系构建,强化小组与社区的联结,明确互助小组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目标定位,从而更好地构建小组与社会工作者、社区、市场多重互倚合作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