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嵌入生活:农村贫困女性减贫的本土实践及反思——源于“扶贫车间”的案例考察

动员和组织农村贫困和留守女性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能更好地提高减贫效率和减贫质量。既有研究对女性参与减贫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空间关注度不够,对性别主体性的实践形式缺少细致分析。“扶贫车间”作为精准扶贫体系中的微观制度创新,从“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员式嵌入,贴近女性生活的内部需求式嵌入,融合各方力量的集体协同式嵌入”三个层面,打通了女性“家庭—工作—社区”三种生活空间的区隔,重构了贫困女性的生计框架,促进了女性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女性减贫又促进了减贫目标的达成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善,贡献了“性别红利”,二者呈现出互嵌共促的态势。当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扶贫制度与贫困女性生活之间也存在一些张力,女性多元发展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的匹配度还不高,需要在农村发展的各项制度设计及执行中更好地尊重女性体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二者的契合度。     

论陆费逵的生计教育思想

生计教育是陆费逵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他提出了生计教育的一系列理念:生计教育的目的、指导方针、实现途径以及上等学识营上等生计和女子生计教育,并在课程设置和教育经费两方面予以实践。这些思想对当时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我国当前的教育也具有启发意义。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大力加强新时期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左右。随着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流动人口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必将给卫生计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也是流动人口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新时期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辛亥革命后（1912-1924年）旗人生计问题研究

辛亥鼎革,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与清政府达成《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做出了“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的允诺。实际上,八旗生计并未筹定,粮饷照发亦未落到实处,人口多达数百万的旗人群体在民国初年的生存境况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成立专司旗人生计问题的机构,采取一定措施,例如创办旗人工艺厂与教育机构,清理旗产、直接赈济等。但总体看来,这些措施效果并不显著。旗人最终不得不走上自谋生计的平民化道路。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 ,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四种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 ,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 ,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级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计观念

本文认为,生计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伦理的核心观念,一方面,思想家们在倡导生计观念。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具体生活情境,在这一情境中,人们追逐和积累财富的效用非常有限,除了使自己和家人提高其身份地位并过上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的生活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意义,而要提高自己和家人的身份地位,又决不仅仅是依靠追逐和积累财富所能实现的。因此人们奉行生计观念而不是营利原则,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浅析呈贡新城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在城市化中必然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问题日益凸显。农民在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面临生活、就业、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困难,可持续生计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呈贡新城区为研究对象,以DFID可持续生计模型为研究框架,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三方面探析呈贡新城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提出思考与对策。     

悄悄地善良

最近,小区旁边又搬来了一户人家,女儿正上高中,儿子从小患脑瘫,双双下岗的夫妻俩,租了两间旧房子,靠卖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母亲不但尽量买这夫妻俩的菜,还整理了家里的一些衣服,打算送给他们,又不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