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实践范式下的媒介#br# 理解及其想象力#br#

可以提出一种基于实践的电影/媒介研究进路,以此表明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独特”的电影/媒介,不同的观看实践形式使电影/媒介在交流信息、组织关系等方面展现出其殊异性。由此种殊异性出发,观众与世界的关系被持续变化的媒介实践不断重置。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不同,作为媒介的电影不仅仅指向可见的影像文本或显性的物质实体,更代表了观众通过影像观看实践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努力。电影/媒介研究由是不仅仅是对于影像本身的关切,更关乎人们如何通过对影像的观看实现其“在世之在”。     

当代电影色彩叙事的多维审美价值探析

色彩是当代电影艺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之一.色彩在画面叙事和视觉美学的自我构建中,体现了当代影视和现代艺术的自我革新和体式变革,也体现了人类审美的时代追求与心理演进.新时代的审美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关注色彩和色调在美术创作中的艺术构图、视界成型和哲理引导.通过研究电影色彩的叙事手法进一步探寻电影色彩的形式、时代、情感、伦理、原型的审美价值以及对审美公众的审美意义,有助于充分发挥电影色彩的价值,进一步探索电影创作的规律.     

版权制度演进与文化产业变革的关系——基于中国电影版权制度的分析

版权制度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一直具有争议。基于中国电影版权制度史的分析,版权制度演进与文化产业变革之间形成了映射与反哺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电影版权的演变是产业模式发展成熟后的法律映射;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的有效设计将反哺电影产业的发展。根据该关系模型,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从界定产权主体、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权利配置三个维度,有效地促进了产业效益最大化。在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电影产业模式正在发生新一轮变革,仍待新法律关系的映射。由此,新版权规则下,电影产业政策应从全域视野加快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电影产业多元化发展,同时为实践中的私立著作权规则保留生长空间。     

孙瑜:主流中的另类、类型中的作者

清华学子孙瑜是我国早期电影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接受过正规电影专业教育的佼佼者。在“复兴国片”的旗帜下,孙瑜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影坛“诗人”。孙瑜的电影创作借鉴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类型片模式,尤其是受到了美国通俗情节剧的影响。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使得孙瑜的电影创作常常会超越“通俗剧”的一般套路,从而打上孙瑜电影的深深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瑜也成为了自己影片的“作者”。同样,尽管他与当时的左翼电影思潮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又使他成为了主流中的另类。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对《武训传》的大批判则导致了孙瑜成为彻底的另类,也宣告了“作者”的消亡。     

全球化视阈中的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

电影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本土电影也日渐向全球化靠拢。虽然全球化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畅行无阻,但好莱坞电影并不能替代我们对本土文化、本土生活、本土经验的关注与书写。我们的电影首先是本土的,而后才是世界的。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扫描——基于SWOT分析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对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的观察与分析,使用SWOT分析方法对影响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外部优势和机遇进行梳理,并对制约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劣势和潜在威胁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明晰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一步为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对策。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抗战后中国电影的“接收”叙事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对收复区的敌伪产业进行“接收”。接收作为战后重要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走向,并对战后中国电影进步性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接收叙事与战后电影的双向互动改变了自身处于主流媒介边缘话语的地位,又反向促进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建构。采用接收叙事的进步电影受时局、政策之影响,遭遇暗和、阉割与禁止的历程。接收叙事中亦具有“接收大员”与“重庆人”两种基本人物形象。面对电影检查制度,接收叙事采用“家/国一体”与“政治/伦理一体”的隐喻式表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