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师化学教学中学生主体思维能力的培养

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在中师化学教学中,灵活变动教材内容顺序,调整教学手段;巧妙设问,促使学生主动探索;打破顺向思维定势;增补趣味实验等方式,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相信与怀疑的哲学启示

相信和怀疑是我们对待人和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会产生不同结果，就相信和怀疑进行两种简单的分类，并对产生差别的原因进行分析，由此映射出其对个人发展产生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的启示。     

九嶷山上忆舜帝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上这轻轻一笔,成为了湖南永州重若千钧的记忆。苍梧山,又名九嶷山,位于永州宁远县南端,距县城三十公里。现在,人们到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都会到舜帝陵拜谒。舜帝陵庙最早建于九嶷山的大阳溪畔,夏朝始建,历代几经迁建修缮,现在基本恢复清初建的原貌。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     

“是”对疑指代词“谁”的焦点标记

疑问代词"谁"有疑指、虚指、任指三种用法.但只有主语、宾语位置上的疑指代词"谁"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焦点标记词"是"的标记."谁VP"做单句和谓语时,疑指代词"谁"大都能接受"是"的标记;"谁VP"做主语、宾语、定语时,疑指代词"谁"都不能接受"是"的标记."谁"做动词宾语时,不能接受"是"的标记;"谁"做介词宾语且"P谁"做状语时,"谁"才能接受"是"的标记.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回到文本的阅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阐释三疑

《手稿》丰富的美学思想是被中国美学界阐释出来的,《手稿》崇高的美学地位是由文本“空白”和文本“阐释”共同奠定的。本文认为“劳动创造了美”、“美的规律”和“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均是阐释出来的理论命题。《手稿》作为开放的文本,期待着阐释者的参与,但阐释和理解应尽可能达到与原文相差不远或准确一致,这就是我们倡导的回到文本的阅读。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