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反思——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升华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性主义渗透在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中,其所强调的人的理性在人类诸文明发展中起到的决定作用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然而西方经济伦理中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本质以及弊端在成就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也为其衰亡埋下了祸根。与此相对,中国传统伦理所倡导的是个人与群体相统一的群体主义理性,通过内化成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维系着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在21世纪的今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式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迷途知返的羔羊——从《红字》看霍桑的婚恋观

霍桑的《红字》被认为是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河。此后,有关《红字》的评论层出不穷。很多作品对文中主人公如海丝特、齐灵渥斯、丁梅斯代尔的形象进行了探讨。而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在借这些形象的塑造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保守的婚恋观点。而这些观点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家族历史以及时代背景等密不可分。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和谐高于公正”论要

“和谐高于公正”的命题,意指一种层级考量而非价值判断。从人类实践与经验逻辑角度讲,和谐以公正为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情感而非理性。和谐的三种形态涉及人际、身心与天人关系,分属社会、个体与生态环境三大领域。实现三种和谐的可能性所涉指的某些核心观念,汇成“中国宗教性道德”的理论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和谐是人类社会与世界之未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由此观之,“中国宗教性道德”作为助推和谐的重要动因或驱力,可视作范导原理,有助于适当建构“现代社会性道德”。在特定情境与社会背景下,上述命题的论说也可用来深化“中用”（中学为用）、影响“西体”（西学为体）。     

卡普清西藏传教会失败原因申议

18世纪初,受罗马教廷派遣前往西藏传教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们,在历经40余年的艰苦努力,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后,最终却不得不撤离西藏,宣告传教事业的失败.究其原因,固然有西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但基督教教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在西藏传教实践中奉行的排他主义宗教路线所引发的众怒,也是导致此次传教活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