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文化史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革命史范式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多强调激进与革命的一面,导致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审视,诸如对白话文和全盘西化的认知。白话文固然有简易通俗等优点,瑕不掩瑜,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文言的高雅与形式的完美,白话文与之相去甚远。固有的认知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扬弃,其实也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将走向何方,必将是多元并存,中西交流,古今传承。     

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

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问题,产生于中国与西方表音文字系统接触之后。言文一致本是西方表音文字的特色,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离自古而然,有类型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但在过去的百馀年间,言文一致却是汉语改革与白话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为此走了许多弯路。在汉语中,书面语固然受口语的影响,口语同样也受到书面语的制约,虽然交互影响,却并不趋于一致。汉语的言文关系复杂,如若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关系中,把言文一致作为内在的要求或发展趋势提炼出来,往往有意无意忽视了事实,甚至歪曲了真相。      

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词条的症候式阅读

百科全书的许多词条虽以知识理论的形态出现,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性评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汉语书面语发生的最大的颠覆活动,也是这百年之内中国语文演进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词条"白话文运动"(Verna...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二百多种白话报刊,在晚清启蒙思潮中,已然成为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经由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于是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其中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胡适语文教育哲学的树人之维

语文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发挥着关键作用。“五四”时期是众先哲致力于开启民智、谋求立人的时代,深入开掘其代表人物胡适语文教育哲学中的树人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适语文教育树人思想由三个核心命题构成,即语文教育目的论、语文教育方式论和语文教育教材论。胡适语文教育树人思想主要包括：语文教育重在塑造自由人格、独立思想和科学精神相浑融的新人;语文教育需在道德关怀和民主文化中立人;语文教育应以白话文为教材,立言立人;语文教育应以文言文为教材,以文化人。     

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话语的传播、塑造及贡献研究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自身迫切需要凭借话语塑造自我正当性。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从俄式革命话语向本土化的转变,并抓住了“白话文”兴起的契机,成功塑造了印刻着鲜明个人特点的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中国革命话语。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话语的突出特点：群众喜闻乐见,人民立场,深厚的历史底蕴,“抽象化”与“再具象化”等。这种强大的革命话语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软实力,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