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

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史中的“扶桑”、武宁王陵和梁元帝《职贡图》后 ,指出扶桑并不专指日本 ,因此《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以往用以证明日本与南朝交往的梁元帝《职贡图》 ,其倭国使者形象是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构画的 ,反倒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中断。另一方面 ,研究武宁王墓室的结构与砖铭 ,并与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砖室墓相比较 ,可证明武宁王陵应是南朝工匠所建造的。将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 ,正好证明该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 ,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首要国家     

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

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传播足迹考

公元4世纪,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正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之际。虽然三个国家都接受了佛教,并把它看成求福护国的工具,但由于三者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使得佛教在传入三国的时间上,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     

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丝绸之路与新罗乐舞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再参之以考古资料,考述了来自于中亚西域的哪乐舞,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再流传到新罗的情况.认为竖箜篌、筚篥、五弦琵琶、义觜笛、齐鼓、担鼓等乐器以及<柘枝舞>、<春莺啭>、<大面>、<倾杯乐>等乐舞,都流传到了新罗,并对新罗乐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指出这些乐器与乐舞传到朝鲜半岛后,经过了当地人民的改造,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有的已发展成为其"乡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往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诸国就与南北朝频繁地交往。朝鲜半岛诸国遣使贡献方物，而中原王朝的使节 也出使诸国，并多次授诸国国君以封号，在此基础上，文化交流也开始了。     

新出百济人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近出陕西西安。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cm,厚10cm,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满行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祢军,百济人,事迹散见于《三国史记》及《日本书纪》,未成系统,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