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业主委员会自我管理物业的探讨

物业可以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也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自我管理。法律上应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政府要为业主委员会自我管理物业提供必要的条件。业主委员会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可以聘请专业队伍提供专业服务,参与管理的人员应取得一定的劳务报酬或补贴,要加强财务收支管理。     

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曲折发展过程,现行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需要。笔者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复合型审查模式的设想,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的宪法委员会协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非诉讼违宪审查权,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处理违宪诉讼案件及进行附带性违宪审查,以期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     

对国有企业效能监察管理工作的探讨

我国效能监察工作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几年来,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改革发展的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查找问题,堵塞漏洞,为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工作中仍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加强思考和研究。     

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特征与财务呈报质量——一项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董事会结构之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经验数据．系统地分析和验证了董事会特征与财务呈报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探究董事会在公司财务呈报过程中所扮演的微观治理角色与绩效。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特征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呈报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司拥有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拥有财务独立董事、或者设有审计委员会．均能呈报更高质量的会计盈余信息；表征董事会行为特征的变量．即董事会的持股水平、年度会议频率和兼任控股股东职务等却与财务呈报质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甚至会议频率与财务呈报质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负相关关系；而且．仅是为了满足监管标准需求而设计的独立董事制度．将是很难保证其一定会有效地去监督财务报告流程或最终呈报质量的。     

监察合谋：惩罚、激励与合谋防范

通过一个P-S-A三层代理硬信息模型来分析公共领域的监察合谋行为,重点考察了有成本的合谋惩罚机制对防合谋合约结构的影响.发现防合谋合约并非如既有文献中那样单纯是让渡租金的问题,而是在监察者激励报酬和惩罚机制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反合谋成本系数高于这个值,则对监察者支付激励报酬就是必须的;如果反合谋成本系数低于这个值,则没有必要对监察者支付激励报酬.文章还证明,即便防合谋合约是严格的,它对不知情的委托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全国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8年12月5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实验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实验室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工商大学承办的第九届全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建银大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00余所高校的250多位代表以及有关企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审计委员会制度与盈余质量的改善

本文采用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以盈余质量视角研究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基于各年截面数据,设有审计委员的上市公司均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同时也发现这种盈余质量上的差异已经存在于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的上一年.当控制这种成立前的盈余质量差异之后,本文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前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变化.因此,本文结论并没有发现审计委员会在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方面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协商民主视域下村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功能建构——基于全国性调查的思考

基于2018年对全国31个省村务监督委员会的SPSS分析调查,以协商民主视域再认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功能价值.发现:受社会经济发展、村庄人口结构、村庄治理水平等因素影响,村务监督委员会出现了履职空间不充分、功能发挥区域差异大、村民民主参与度待提升、履职程序化水平待发展等具体问题.在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动力牵引下...     

大数据背景下职务犯罪电子证据取证问题研究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进行技术调查的权限,其《实施条例》又对监察机关电子证据取证规则进行更为严格细致的规定。大数据背景下,纪委监委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认定成为打击职务犯罪的强有力武器。职务犯罪本身具备隐蔽性强、犯罪方法技术性强等特殊性,采取传统的取证方式难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因此大数据技术对于电子证据获取的研判就更加重要。经大数据筛查检查后的电子证据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环节能够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从而有效惩治职务犯罪中的被告人并且震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宪法回归

监察体制改革后,随着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及相关人员的转隶,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成为亟待厘清的问题。纵观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中出现了专项适用、倾斜适用和软化适用等三个不同阶段。究其缘由,或源于特殊时期的社会管控需求,或源于我国长期重刑轻民的思维惯性。而本次改革,恰恰为检察机关的主业回归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在合宪性原则的要求下,检察机关的权能定位应当围绕法律监督职能进行：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继续加强已有的提出检察建议和提起抗诉两种法律监督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拓展调查监督、公益诉讼、企业合规等新兴业务领域,回归宪法对检察机关职能的本源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