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一部影响最大的法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安民和绳顽为立法宗旨,主张惩治与教化并举,强调以礼为本,由重而轻。从其内容来看,它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发展的里程碑。它在重视普法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等方面,对我们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     

简述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其历史也就是三分损益出现及其后为解决黄钟不能还原和不能旋宫转调问题,进行漫长探索的历史。     

晚唐律赋创作之变

晚唐律赋创作打破了前期以王权为指归,伦理为导向的模式,实现了崇尚审美的华丽转身,并确立了新的创作范型:取材于日常生活,抒情性增强,"赋教"内容减少,用描绘代替叙述,让意象袒露情感,达到情与境地混融,意与象的切合,真正实现律赋的艺术性回归。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论高拱的治粤方略

明代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有司不良,贪贿成风,倭寇侵扰,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四年执政后,大力推行选贤任能,内外兼治,军政配合,剿倭除盗的治粤方略,并取得了"岭寇底宁"之效.对此,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金元时期的词缀“儿”

摘儿缀在金元时期用法灵活多样,规模扩大,是其由成型至成熟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以金元时期六部有代表性的文献为语料,从分布、意义、功能三方面对儿缀进行详细考察。此时的儿缀多用作名词后缀,同时也出现了附加在动、形、代、副、数词等多种新的虚化用法;以表达韵律意义为主,示律功能显著;构词功能进一步发展,儿缀在金元时期的突出表现是语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海峡两岸信用卡民事法律关系及其衍生问题之实证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如火如荼,银行业首当其冲,在个人金融业务方面,大陆有必要吸收台湾地区的一些先进经验。透过两岸信用卡民事法律关系及衍生问题的实证比较研究,有助于厘清实务部门的分岐所在,并以此求同存异,为两岸金融合作共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