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趋完型律看电影音乐的功能

一切心理现象中的整体都不可分解为元素,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先于部分且大于部分之和并决定各部分的性质,这是格式塔心理学趋完形律的基本思想。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电影,就可以把电影看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被分解为单独的元素（画面）,它先于每个元素（画面）且又大于各个元素（画面）之和。电影音乐使这些电影画面严格地与现实世界分离并又使之有效地把握现实事实的整体性,电影音乐是观众对电影画面组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是画面呈现的载体之一。     

有为,还是无为?——反垄断的法律文化分析

我国反垄断法实行以国家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国家在反垄断过程中居于统治地位.如果说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更接近于"无为",强调政府对市场的主导作用更接近于"有为",那么我国反垄断法强调国家以"有为"的方式干预经济.这是因为反垄断的目的是限制市场权力的集中,这一目标只能由国家来实现,国家在反垄断中的主动作用是当然之义.反垄断法律的这一特点正好与我国传统社会中权威主义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相暗合.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反垄断存在的基础是对竞争的干预,但是反垄断的目的也是维护自由竞争,这就要求政府与市场之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不能单纯的"有为",也不能单纯的"无为",而应在"有为"和"无为"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儒家的中庸学说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了一个支持点.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基于干扰观测补偿的滑模控制器的设计

针对一类具有未知干扰的输入系统,讨论了一种含有干扰观测补偿的滑模变结构控制设计问题,并采用趋近律的滑模设计方法优化控制律参数,有效地削弱了系统抖振现象,以满足控制系统的鲁棒性和趋近运动动态品质的要求,同时也能改善系统的稳态性能。仿真研究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盗火者与旗手角色意识的疏离——李金发与中国初期象征诗派的兴衰关系初探

中国象征诗派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但是这个原应取得更大文学成就的诗歌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却因代表人物李金发对中国象征诗派盗火者角色的执迷,人为地搁置了其中国象征派旗手的历史责任,最终在个人利益和对象征诗艺的浅尝辄止的裹挟下,遁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逐渐远离诗歌大潮的轨道,象征主义诗派和他本人的创作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非线性微分方程(组)的新对称和扩展守恒律

本文首先用微分算子的自共轭理论,对非自共轭性微分方程(组)匹配其共轭方程(组),从而推出对应扩展方程组的Lagrangian函数;然后,用吴方法计算对应的(新)对称;最后,从所得的对称中筛选变分对称,再利用N¨oether定理产生(扩展)守恒律.     

消解形式逻辑四律

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不是形式逻辑的公理 ,也不是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元规则 ,而是形式逻辑构建形式系统时作为出发点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消解形式逻辑四律的理论困惑 ,应把形式逻辑四律从形式逻辑形式系统中分离出去。     

"伯德尔格"考释

本文利用清代档案文献和笔记史料,对噶尔丹洪台吉发布人律的第三道"训谕"中出现的"伯德尔格bederige"一词,作了比较深入的考释.认为该词为专指名词,系指当时活跃于中亚,北亚地区的回子(霍屯人auiiqhur)社会中的商人阶层.而"训谕"中的三类"bederige"即"塔哩雅沁伯德尔格"、"居无定所之伯德尔格"、"被俘之伯德尔格",分别为"隶籍屯垦霍屯人之回子商人"、"散落之回子商人"、"隶籍厄鲁特人之被俘获的回子商人"之意.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