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

在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中,虽然有愁怨悲苦,愤懑不平,但盛世的沦谪者们在自然山水的雅赏或恣情之中,心态闲暇超逸、轻扬愉心;他们塑造了沦谪者潇洒飘逸的形象;他们诗酒唱和,乐妓歌舞,浮华豪奢,流连玩赏,不改往日的气派;他们也想象和向往世外自由飘逸的境界,并把世俗的享乐和欢娱移置其中,以此作为困踬中高扬个性和自我超脱的方式;他们期许和称赞沦谪者的才华德行,并对沦谪者的未来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他们甚至对沦谪天涯的伤心之地也充满着一份人生的深情和眷恋。     

谈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与崔颢竞诗

盛唐时代的诗人们视诗名为生命,他们不甘落人后。但李白作为一位杰出诗人,遇到真正对手时,他顿生英雄相惜由衷敬佩之情,由衷敬佩之余,他也将自己不甘安弱守雌的竞争之心深深隐藏着,在适当的时机和对手决一雌雄,甚至力求超越,给后人展现的是盛唐时代精神。     

“鸟巢”地下的秘密 世界级雨洪综合利用技术助力北京奥运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曰渐临近，公众对于奥运期间气象状况的关注度也是与日俱增——根据不久前出版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及第十三届残奥会气象服务手册》，奥运会期间出现降雨的概率为37％，平均3天就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如何充分利用雨季带来的大量雨水资源，在保证奥运期间场馆和景观用水的同时，实现环保节水？应用世界级水处理技术的“鸟巢”将为国内各类大型基础设施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进而彰显北京奥运‘绿色’与‘科技’理念的完美结合。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声律风骨兼备：盛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既重视内容层面的风骨,又不忽视形式层面的声律,形成声律风骨兼备的接受形态,在文学接受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初唐接受者的偏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清代雨雪折奏制度考略

雨雪折奏制度是清朝对前代气象呈报做法的融通、传承与变革,以奏折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农政制度。其特点为临时奏闻和定时折报并行,奏折与雨雪清单并用,奏报人员变动不居,并与粮价陈报、收成奏报共同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维护、巩固清王朝统治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李德裕制诏奏议之作风

李德裕为晚唐杰出的政治家，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彰显“英雄本色”；一事一议，简严中能尽事理；句语坦明，辞情兼备，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不愧为继中唐陆贽之后的又一公文大家，在唐文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