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论北宋诗歌的“馆阁气象”

“馆阁气象”是在崇儒右文的盛宋文化气氛中,馆职词臣诗人群体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诗歌品格,它以盛世格调和人文气象为基本内涵,又呈现为富艳博丽、雍容典雅、升平格力、风流气味等不同风格型态。北宋诗歌的发展深深浸润着馆阁翰苑的文化意蕴。     

从气象服务看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私人物品消费总量等于个体消费量的总和。对于公共物品,任一个人消费量等于集体的总消费量。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排他不可能性和供给连带性两大特征。气象服务明显具有此特征。文章对此展开了进一步论述。     

接受期待与盛唐山水诗的文化生态

盛唐山水诗的高潮 ,植根于社会文化氛围 ,植根于大众的接受趣味。所以出现盛唐诗的高潮 ,是诗歌文本自身发展的结果 ,也是审美接受的生态效应。因此对山水诗创作—接受—再创作的循环状态的研究 ,即是注重山水诗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生态取向的研究。盛唐山水诗创作主体的创作自觉 ,表现出审美上取南北文化之长为理想境界的文化整合意识 ,表现出对于时代接受趣味的顺应。思想整合的盛唐文化生态 ,使山水诗水准卓特高标 ,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艺术生态和面貌 ,这在唐人选唐诗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展示     

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

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长安官员的早朝诗与寓直诗的风格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秩序性的要求和美感 ,与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范相契合 ,成为初盛唐社会美的典范。《周易》乾卦理论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关陇集团、隋唐王朝的精神象征。对皇权的礼拜与寓直的谨肃是唐长安政治生活与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恺利用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的地貌布设风景区 ,这些都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的光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     

从王维诗歌看盛唐的隐逸文化

通过王维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空间,可以归纳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隐逸文化,透析出盛唐文人在大唐盛世背景下走向隐逸的深层原因,即有唐代统治者对文人士族话语权的限制,“终南捷径”和庄园别业的兴起。     

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

盛唐诗的繁荣 ,除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的因素之外 ,适逢其时的各层次的人的作用 ,是一重要原因。首先 ,玄宗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堪称杰出的才能以及其本人诗风的个性化 ,对宫廷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 ,张说、张九龄相继以宰辅地位 ,提拔众多杰出诗人 ,并倡导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 ,直接推激了诗歌创作的繁荣与走向。再者 ,盛唐时期众多诗人在强盛国力的感召下汇聚都城 ,在以诗为媒的社交方式中 ,促使诗歌创作日益繁荣 ,表现为都城文化的靓丽景观 ,同时 ,又通过贬官外放、落第还乡及长途漫游等具体事件 ,将这种交往方式延向四方 ,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开放式诗坛结构 ,从而将此期诗歌创作推向极盛     

李白之悲的再审视——兼对“盛唐气象”的再理解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个人气质、旨趣、性格决定他只能成为诗人,而无法造就成一位有治才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不止在政治上充满悲剧色彩,诗歌同样是悲怆雄浑的,失意悲愤应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豪放飘逸是其诗歌次要风格。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