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桷及其史学

袁桷为元代著名文士,于文学、史学、书法、琴艺都有所建树。从袁桷对史书体裁、书法义例、王霸之议、史书文字等方面的见解可知,其史学思想体现出直书、明理、务实的特点。而其所编修的《延四明志》,亦体现了这一史学思想。     

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

以史学巨擘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本文阐释兰克史学的贡献、理清其东传的路径、揭示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回响,以此展现这一重要史学流派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价值与意义。     

中西交融的散文艺术观——朱光潜的散文思想与创作实践

朱光潜从一个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角度,以中西交融的文化视野对散文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认为散文是"有文学价值而不具音律"的纯文学作品,指出散文具有"吐肚子直书"、非"零度风格"和"直悟"性特征.他的散文思想不仅在现代散文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对当代散文创作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再论《三国志》书法的研读

自瓯北(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一书给《三国志》的书法定下专门以"曲笔"替曹魏"讳败夸胜为得体"的"铁案"之后,历来有史界名家力主此说并为之张目,致播及社会人云亦云,信而不疑者甚众。然而,当我们平心细究《三国志》,发现瓯北给《三国志》书法定性为"曲笔回护"的论据是根本不存在、不真实的,其所得出的结论也因此是不可靠、不能成立的。研读《三国志》的书法是一个很严肃的事,需要尊重客观真实的历史和科学求证的严谨态度。不重视权威名人的研究成果固然是不可取的,而对他们盲目崇信同样也是有害的。     

论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史学研究范式的论文已经不少,但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似未见到。作者运用库恩同时主要是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思想,以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及其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对象和方法,归纳概括出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样式,另辟蹊径地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作了一番解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联系史学界对历史主义史学的认知现状,阐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和“如实直书”的概念,简要地对其现实意义进行了评析。     

那个高贵的梦想——论兰克的“如实直书”原则

兰克倡导的"如实直书"治史原则被奉为客观主义史学的经典教条。"如实直书"强调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在书中消灭自我,力求祛魅。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史学家又不可避免地趋于返魅。尽管如此,"如实直书"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

世以董狐、南史并称,同为史家直笔的典范。但其实质,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却是完全不同的笔法．据实直书是以真实记事为先务,因事实而寓褒贬,善恶自见。而书法不隐是史家记事不隐其道义,为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而不计史事本身的真实．违背了“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基本准则,实为任情褒贬之滥觞。后世误将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混为一谈：视董狐“书法不隐”亦为直书典范、良史笔法;这是误解了孔子所谓“古之良史,书法不隐”的评价。准确地说,值得赞赏的是董狐惩恶不避权贵的良史品质,而非董狐“书法不隐”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