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直觉及其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

为了避免许多关于"什么是哲学直觉"的无谓争论,我们应当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在此范围之内,哲学直觉就是大众对包含哲学问题的调查问卷的直觉反应。关于哲学直觉能否扮演证据角色,威廉姆森和亚历山大有过争论。前者认为证据最好是事实而不是直觉,后者认为没有直觉很多事实便建立不起来。对这场争论的进一步审视,将我们引向了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的三种角色。应该说,大规模地诉诸大众的哲学直觉正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黑尔的道德思考层次性与功利主义伦理思想

黑尔试图通过对道德思考的层次性,尤其是涉及实质性道德问题的直觉层次和反思层次的阐释,来论证他的功利主义理论,并将直觉主义道德原则的来源归结为功利主义的道德思考。在此过程中,他希望能够融合行为功利主义与准则功利主义,甚至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分歧。无论论证成功与否,黑尔的理论打开了从元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的道路。     

论中医哲学方法的四大特征——以《内经》为例

中医有许多具体的方法,如诊法中的望、闻、问、切,疗法中的药物、针灸治疗等;中医方法属于哲学思维和抽象的性质,是指导各种具体方法的理论基础,总纲领和总原则,是对中医学方法的规律性的把握,是关于方法的体系.<内经>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辩证的逻辑思维原则和直觉意象思维的方法,使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获得有效的互补效果.其主要的中医哲学方法有四大特征:天人一体观;阴阳五行的辩证思维观;内外辨证中的审察观;中医的直觉思维观.     

试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诸如想象与直觉、情感与意志、信念与信仰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途径和手段。分析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非理性因素,以发挥其作用。     

主体间性与中国美学的拓进之维

西方当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以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为中国当代美学突破西方主体性美学的负面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主体间性美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在两者的比较对话中发展中国美学,是中国美学拓进的方向。     

梁漱溟文化哲学研究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直觉决策及自我反映诊断

西方哲学家所主张的直觉认识都是建立在逻辑理性思维已经非常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东方哲学家中直觉认识方法的理性化成分要少得多。直觉顿悟是一种兼有再现与创造双重特点的思维认识方式。在决策过程中,理性的逻辑的方法与直觉的方法是互补的。当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当几乎没有先例时,当变数不可能被科学地预测时,当事实不能表明解决方案是否合适时,当时间有限时,当几种选择都似乎可行时,以及失败成本非常大时,等等,往往主要依赖直觉。这种直觉基于在无意识中的大量的隐性知识储备。纠正直觉决策的局限性有赖于自我反映诊断方式。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哲学直觉的证据地位——认知科学是否有一席之地

20世纪中叶的心理学研究降低了目击证言证据的分量和强度,实验哲学家通过在受控制的环境系统中测试受访者,同样找到了质疑直觉状态作为可靠证据来源的理由,而一些传统主义者却否认认知科学能够质疑哲学直觉判断的可靠性。我们不应该急于对哲学直觉的错误成分做出最终的判断。一方面,在个人认知的分类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研究需要去实施;另一方面,根据孔多赛的"陪审团定理",一旦我们意识到哲学需要利用群体共同发生的直觉,那么就可以大幅提高直觉方法在哲学上的证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