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百年"解悖"初露曙光?--"语境敏感"解悖方案的"乌云"

整个20世纪,悖论研究在西方历史上掀起第三次高潮.众多学者奋力"解悖"(主要是"说谎者"悖论),但直至80年代末,仍然束手无策.正当他们感到渺茫绝望之际,前景忽露曙光伯奇、巴威斯、德福林等提出一系列的"语境敏感"方案,被一些专家誉为"奇迹"这种方案很自然地消解了"强化谎者"悖论这一"千古之谜".但是,这种方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它回避、拆散、压制或消灭"仅是矛盾".而我们的"复合命题"解悖方案,既能保留"仅是矛盾",又能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完全不具"特设性".     

从迪尔凯姆的《自杀论》看“实证”和“否证”方法的统一

针对两种传统观点(1)波普尔首提"否证"的方法;(2)"实证"和"否证"相互对立,本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迪尔凯姆才是"否证"方法的创始人;(2)虽然"实证"和"否证"在思想层面上相互对立,但在操作层面上趋向一致.为笔者的观点提供支持证据的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在这项经典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中,迪尔凯姆非常巧妙地把实证和否证方法结合起来,否证了自杀的心理论和自然论,证实了自杀的社会论.     

男人更需要什么

<正>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女人的名字,成了她生活中的关键词。只要那两个字在耳边响起,她的心都会猛地一颤,像被针刺到,如同2003年春天听到“非典”,2001年“9·11”之后提到“拉登”,那令人不安的余痛会一直荡呀荡,荡到她身体的最深处。     

论佛教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一种元佛教研究的思路

对佛教作为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的研究具有在先性和基础性地位,这是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和解释的有效性的前提。作者运用元研究的理论视界,从智证结构、解释范式、形式系统三个维度对佛教作为一种解释范式的可能性、必然性、能行性及相关性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证。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云南“直过民族”教育现状及对策探析

云南“直过民族”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有其特殊性。“直过民族”地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各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经济、文化、教育等仍然比较落后。“直过民族”受教育程度、人口文化素质与云南其他区域的民族相比是最低的。文章内“直过民族”的教育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

庭前书面供证的无限制诉讼准入,已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制度障碍。必须建立和健全书面证据审判准入制度,能够进入法庭或被庭审时运用的书面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由于书面供证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完全否定其证据价值。书面证据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也可以作为独立证据使用。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

“误读”接受是文学解读过程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读者解读文本 ,探寻文本意义内蕴的本真 ,或有意深文周纳、曲解文意 ,别有所解 ;或虽有超越文本本事本旨 ,但细细辨绎 ,又往往与作品的意蕴暗合。本文从分析“误读”的成因入手 ,试图阐明“误读”的审美价值及其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