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权利保障：权力和权利辨析的视角

当下大学生的权利被广泛关注，但是大学生的权利却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维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保障。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大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权力却微乎其微。权利必须用权力来维护和保障。由此，应正视权利和权力的本质区别；在学校管理中赋予大学生合法的地位和身份，给予其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力；组建大学生自治组织，用相对独立的权力维护其权利，从而加强大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权力来使大学生权利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和维护。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五毒书记"张二江案例研究

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个人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要遏制腐败,必须构造一种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权力设置、控制、监督和使用的运行机制,并采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等多种措施.     

权力监控：20世纪的点滴回顾

要实现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有效监控,首先需要更有效、科学、精密的权力机制。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来监控权力?由什么来保证权力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防止权力的滥用、误用和腐败?换句话说,在社会整个监管体系中,权力监控无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最具关键意义的因素,不仅决定着各个领域监控、预警、应急能力的质量,而且关系到国情民生,关系到整体执政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政治民主

政府与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企业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就无可厚非；政府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应该是非赢利性的，否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中国，过去政府与企业这两种组织的职能常常被混同，人们用“政企不分”来形容这种现象。     

试论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由领导职务权威(即权力)和领导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领导活动的实现建立在一定形式的领导权威基础之上,同时领导权威的特征与发展又与社会的发展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领导权威的实现方式,不同形态领导权威的产生又直接作用和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推进,现代领导权威发展的趋向已经由权力性影响力向非权力影响力转变.公生威、功生威、仁生威、明生威、廉生威、信生威是现代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内核

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是“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在基督教义中就有体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也提出了分权思想，并且出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而中世纪的最大贡献则是立法权从王权和教权中分立出来。分权制衡思想的成熟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于理论的启蒙思想发展阶段和在美国建国实践中完善的阶段。分权制衡理论基于对人性的一种悲观评价，是对人民主权理论所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的一种限制和预防，是法治对人治的驱逐。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下）——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则是传媒批判理论始终如一的目标。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大学生体成分和体质健康相关性的研究

为探讨大学生身体成分特征与体质健康的关系,运用身体测量、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大学生的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指标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中,超重或肥胖的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体脂百分比总体均值偏高.肺活量/体重指数、立定跳远、握力/体重指数与体脂百分比呈非常显著性负相关,台阶指数和体脂百分比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超重或肥胖对大学生的肺功能及有氧能力、下肢爆发力、上肢肌肉相对力量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体脂百分比的增大对大学生的身体机能和素质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比较注重行政保护途径,而且在行政保护手段中又较多呈现权力化色彩。这种对私权的过多行政权力化干预不利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利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利于降低执法成本,也不符合国际潮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应逐步由以权力化方式为主向非权力化方向转换。要广泛运用居中判断、在权力化行政手段中强化非权力化制度、充分运用“软权力”等非权力化行政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