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随机抽样数据处理和非线性数学模型对HIV疗效的预测

为了克服绝大多数医学统计数据的非随机抽样的缺陷,文章引入随机变量T与E(T)或E(T)的估计值作为最佳治疗终止时间,构造了一个区间并以此估计最佳治疗效果时间段;然后根据不同治疗时间的治疗效果变化用分段的正弦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叠加形式混合回归模型进行拟合.结果表明,文章提出的模型与思想对非随机抽样数据的处理,以及对于治疗HIV或者类似药品的医学统计最佳时间确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浅谈强度相对指标和算术平均指标的区别

强度相对指标和算术平均指标（以下简称Ｍ１和Ｍ２）的应用十分广泛，但由于Ｍ１具有比较明显的平均意义，而与Ｍ２较难区别。本文就如何正确区分这两种指标作一些论述。 Ｍ１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总量指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形成的相对数。计算公式为： Ｍ１＝某种现象总量指标／另一有联系而性质不同的现象总量指标。其特点是：第一，公式中分子分母可以相互交换，因而有正指标和逆指标之分，如人口密度，用正指标可以计算每人占用的土地面积数，用边指标可计算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的人口数，只是习惯上用人口密度的边指标而已；第二…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本文在回顾总结相关学者论述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从形式分类学的角度,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科学内涵、前提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与区别作了深入阐述,从而为世人思考政治权力运作、为政治当局有效运用政治权力提供新的考量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及消解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党的报告里提到要推动权力清单制度。当前,不论是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和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会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消极应对、形式主义;清单本身规范不够、覆盖不全以及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立法滞后和监督乏力等方面。消解这些问题需要从加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标准化和全面化建设以及加快权力清单制度的专门立法工作和监督机制创新三个方面着手。     

预算修正界限论

预算修正是指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行政机关提交的预算案进行增列、删除预算项目和增加、减少预算经费的活动。立法机关的预算修正有利于发挥立法机关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功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预算民主进程、进而保障纳税人权利。立法机关预算修正权是必要的,但也是受到限制的,立法机关预算修正权的行使应遵循一定的实体与程序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