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

<正>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激励和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得到历史性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国际和国内的高度重视。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应该确保它的行使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在限制知识产权     

英国的无奈之举——《澳新美同盟条约》签订后的英国

随着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上台,英国坚持要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中发挥作用,而补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试图参加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丘吉尔利用一切机会向美、澳、新表达自己的要求,并希望三国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不论英国政府怎么努力,都不能如愿以偿,最后不得不接受事实。     

抵货运动103年——“抵制家乐福”的反思

暗藏危机的开端 1905年，中国人第一次学会使用“抵货”这一抗议手法，对象是美国。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源于美国从19世纪晚期开始的辱华条约，在美的大批华工开始受到当地人的排斥，美国政府也因此于1882年制定了华工禁约，这是美国唯一明确指定某个种族不得入籍的法案。     

《阿姆斯特丹条约》与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

<阿约>强调了在欧盟层面协调和一致化移民及难民政策的必要性,并创建了难民基金、确立了难民遣返政策等一系列欧盟层面上的共同政策,为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制度框架和基础.     

论知识产权的类型化

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具体性等特点。对知识产权进行类型化,能够实现知识产权内部体系的统一,确保其体系的开放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私权利类型,知识产权的"意义"在于其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其保护对象是客观的、新的"知识",而"知识"的本质是"符号结构"。知识产权的类型化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类型变化频繁以及国际化等特点。对知识产权进行具体分类要防止过度类型化的倾向。     

萨道义与《辛丑条约》谈判中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

萨道义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官兼东方问题专家。1900年10月下旬,他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并代表英国政府全程参与《辛丑条约》的谈判。应英国的请求,外交团提出五年内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考试。中外双方在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上交涉最多,萨道义在此问题上立场强硬,但由于清廷两位官员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反对以及他为避免承担延误签约的责任,最后只好同意让步。本文结合第一手史料,分析停止科举考试的谈判过程,探讨萨道义及英国政府在取消北京会试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     

日本高校科技企业初创期的支援机制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日本初创时期的高校科技企业的支持机制,这些企业存在资金周转、市场开拓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大学在创业教育型创业支持和的区域型创业支持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发展高校科技企业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图书资料工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与图书资料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针对图书资料各项业务工作中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并区分了“合理使用”与侵权的界限。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对策

<正>大。但是也存在数字规则与国际标准衔接不紧密、数字产权司法保障机制不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交易体系存在短板、数字知识密集型产业遭遇国外封锁等问题。最后从数字规则、产权监管、营商环境和知识产业等维度出发，提出中国亟需健全数字产权标准体系，完善数字产权保护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数字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水平，推动数字知识密集型产业提质增效等对策。     

理性主义式微与功利主义勃兴——兼论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走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恢复战争创伤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经济生产领域,用于战争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也纷纷转向民用产业,由此形成了新一轮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随着工业化程度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作为智力活动成果的知识产权在生产力要素构成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明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及其侵权赔偿责任问题被提到显要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诸如惩罚、威慑、损害赔偿、预防损害等目的性和功能性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侵权行为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侵权行为法的价值目标、机能和归责原则。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解释理论普遍将法律视为一种实现公共目标的机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经济分析方法,甚至主张允许法官对侵权行为法进行重新定位,使其服务于经济目标而不再是矫正正义目标。侵权行为法最初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使其开始从以自然法为价值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实用性和工具性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