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道德修养

社会工作及其基本价值观发源于西方,传入中国后,需要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工作者要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创造性地利用其合理之处,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展本土性的社会工作.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初探——以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被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卫生教科书纷纷问世;学校不仅向学童传授卫生知识,也进行卫生行为习惯培养与意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训练与健体强国理想的陶冶等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效果.这段久未发掘的小学卫生教育历史,对于今天的小学卫生教育仍有借鉴作用.     

"思"辨——身体思维的内在机制分析

我们不应把"思"仅仅归功于大脑,而忽视整个身体对思维的作用.思维不是一种独立于身体活动的先验逻辑能力或纯粹的主观意识,而是在有机体能够寻求和处理世界的信息时就已经具备的一种功能,一种根植于身体场的生成性活动.身体是积累和储存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的信息库,是持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交换的身体场,它孕育和催生着所有形式的思维.正是独特的身体结构、生存意向、生命冲动、感知能力、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意志力、直觉、多层次的意识结构、灵活的实践能力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等共同构成了"思"的源泉.     

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沟通方式与知识转移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从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沟通方式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机理出发,通过实验方法对沟通方式与知识转移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合作性沟通对知识转移的个体绩效、团队绩效和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竞争性沟通对知识转移的个体绩效、团队绩效和组织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个体绩效、团队绩效、组织绩效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演进机制。与竞争性沟通方式相比,合作性沟通更能够促使母子公司双方建立共同的沟通目标和坦诚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提升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知识转移绩效水平。     

如何普及基础统计知识提高国民统计素质

尽管统计事业是一项关系到全体国民的群众性事业,但绝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使得民众几乎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基础统计知识学习当中,相应的国民统计素质较差。针对此种情况,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普及基础统计知识,从而提高国民的统计素质。对此,本文就一、国民统计知识不强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二、普及基础统计知识,提高国民统计素质的有效措施,希望对于创造良好的统计执法环境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务员考试《行测》知识要点与训练

复习选词填空试题,最重要的是培养语感和遣词造句能力。作答前,要准确理解好语段的意思,善于把握语境,联系上下文。要善于根据语境、语段的基调、作者感情倾向、句中关键性词语、语气来发掘透露出的作答信息,然后进行综合判断。此外,平时要多注意对常用实词、虚词、成语的积累,特别是意义相近的词要多了解它们的用法区别。     

走计生新路 促和谐发展

新疆自治区伊犁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国务院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构建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降低生育水平,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实现伊犁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外I直各县市人口计生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紧紧抓住人口计生工作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乘势而上,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工作机制上紧跟形势、不断创新,呈现出了一系列的亮点工作,为实现全州人口计生工作又快又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外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共享研究综述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突破口,因为隐性知识具有只可意会、不易转移的特点,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共享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有必要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共享的概念、机制、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等内容,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跨界”招聘:企业HR的“新燃料”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需要考虑引进与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因为跨行业、跨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方法能够使这些高端人才自如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有效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跨界招聘的现象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发生,只是大多数企业没有发现这种人才招聘的方法,更没有将其提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高度来考虑与实施。实际上,跨界招聘对企业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