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举措,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在23个省市区试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的国情,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改进矫正方式,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措施,以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府失灵及其矫正

政府失灵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制约因素、政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 ,等等。政府失灵的矫正措施是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规范政府行为 ;遵守效能原则 ,选择最佳政府规模 ;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政府机构效率 ;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提高政府行政水平 ;强化事前监督与事后惩罚机制 ,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社会监督     

社区矫正的概念及其性质新论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性质问题,是决定能否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正确定位和能否科学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犯罪矫正模式的基本问题。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并不是刑罚执行活动,而是对罪犯的管束保护或观察保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的性质。     

女性罪犯的社区矫正模式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为例

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女性罪犯常常处于被忽视的位置,无论是实务界或理论界对女犯社区矫正都鲜有深入的研究。文章把女性罪犯的社区矫正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为例,具体探讨了当下女犯社区矫正的现状与困境、探索与发展和反思与展望这三方面内容。文章通过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方式,力图为我国女犯社区矫正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用制度设计织起“社区矫正网”

西湖镇地处安徽省铜陵市东大门,镇域面积47．8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670亩,辖区共有12个村,1个居委会,总人口24501人。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各种新书矛盾不断凸显,社区矫正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开展,对促进社区矫正者更好地融入社区、推动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历史,从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差异统一到政社互动形式下的合作共赢,既标志着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逐步走进公众的视野,又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事业逐步走向成熟。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仍面临着社工机构人才不足、社会认同程度较低、政策环境两极分化和公共资源整合不足的诸多困境,这决定了关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路径优化策略,要更多关注社区专业人才培养、社会参与环境优化、配套政策体系完善和加快公共资源整合等四个方面,破解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以此不断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区矫正的正当化根据及实现

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也使社区矫正在我国真正成为了一个"本土性"问题。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社区矫正在我国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它的发展前景,而准确把握其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改进和完善,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制约、纾解与探索：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创新帮教模式管窥——以S省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为切入

当前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占比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工作任务繁重、专业化水平不高、未成年犯监护人家庭教育理念不强、专业社会力量支持不足等现实困难,使得客观上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难以落实分类管理和因人施“矫”。尽管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系统通过顶层设计积极探索纾解这些现实难题的各种配套机制,但由于制度运行的局限性、周期性和不同地域制约因素的客观存在,其短期成效并不乐观。以S省省域内区县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创新工作模式为切入,考察其在实践中进行的本土化摸索和创新：通过安排专人负责本辖区内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教育、引导、强化监护人责任,结合地域特色开展多种形式的监管帮教,引入多元社会志愿主体参与的多元融合、互补共济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社会支持体系等。鼓励基层未成年犯社矫工作因地制宜、自下而上创新未成年社区矫正帮教模式,并及时挖掘和提炼工作思路和方法,为提升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个别化水平与矫治帮教效果,贡献地方实践样本和司法智慧。     

公共管理视角下社区矫正工作问题探讨

在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今天,不论是法制化建设还是公共管理均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对于社区矫正工作来说,不仅属于政府公共管理范畴,同时又具备司法属性,有效开展该项工作,可以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公共管理视角下社区矫正工作存在问题的介绍,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