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社区矫正合规模式的制度偏离与匡正

以社区矫正目的为依据，社区矫正模式可以被划分为康复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与合规模式。受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执法”导向与监狱行刑观念的影响，我国社区矫正总体上偏离了立法确定的康复模式而遵循合规模式。社区矫正合规模式的理论缺陷在于偏离立法规定的康复目的而强调报应、威慑目的，实践弊端在于未遵循分类管理原则导致社区矫正资源不堪重负。回归立法本意，社区矫正应遵循康复模式，贯彻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原则、最低限度影响原则。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