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构良性边疆外交中的跨界民族因素

边疆是跨界民族区别于非跨界民族的地域象征,跨界民族是边疆动态社会属性的特殊代表符号。边疆的社会性受跨界民族因素影响,跨界民族的地域性亦和边疆关联。边疆的前沿地域特征与跨界民族互动内外的特点,必然要求两者在中国建构良性周边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赋予外交内涵,可谓之"边疆外交"。"亲诚惠容"的跨界民族关系互动是促进良性边疆外交建构的关键环节,良性边疆外交则是良性周边外交的具体展现。跨界民族与边疆外交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天然互动逻辑关系,注定了良性边疆外交的建构离不开友好跨界民族关系的打造。     

从克里访华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正今年2月1 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会见了克里,外交部长王毅与克里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此访的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一个是"2014",恰逢中美建交35周年;一个是"2月14日",恰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式提出两周年。今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会见了克里,外交部长王毅与克里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推动了中     

中缅老柬区域三角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崛起阶段,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立足周边、成为有所作为的地区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波动状态不断增强,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如果中国要获取区域大国地位、赢得区域主动并化解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压力,就需要主动寻求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深入合作,建立稳定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国应当推动有利于周边国家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三角合作机制是区域建设的最优选择,其具有建构成本小、效率高的特点,中国若能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开发为平台加强三角合作机制,推动中南半岛区域国家间合作、实现中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可以为中国经略周边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同时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发挥最大效用,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     

环保型丁苯橡胶工业化技术开发突破性发展--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研究院引智成果显著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研究院始建于1959年，近年来，其积极开展引智工作，自2000年后，共聘请了30多位国外专家来院，其中包括获得长白山友谊奖的沃龙阔夫等著名的国外专家。2006年由于申请的重点项目--有机硅植物生长调节剂项目，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研究院还获得了国家外专局颁发的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该项目通过聘请专家，技术逐步成熟，目前已经划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研究院，成立了独立的公司，开展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工作，造福于吉林百姓。     

对石油企业公关宣传活动的研究

公关宣传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企业公关的重要性、公关功能简介及石油企业公关危机处理的总体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狗日的“黄东帕”

正延安时期,听毛泽东演讲是一道风景。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初,毛泽东在党内任职主要分管军事和外交工作,但其锐利的思想、通脱的风格、幽默的话语,使其具有崇高的威信和独特的魅力。听毛泽东演讲,先是抗大学员们的福份。毛泽东以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抗大学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     

中国南海战略：从被动走向主动

近期,中国启动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却派出海警船等干扰,中越船只发生撞击事件,越南方面随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打砸抢暴力行为,并引发了中国的严正抗议和撤侨行动。同时,围绕菲律宾在半月礁抓扣中国渔民事件,中菲新一轮海上博弈重启。中国南海风云突变、波澜再起,也引来＂世界警察＂美国的＂关切＂和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日本前来＂搅浑水＂。     

国外媒体外交研究的几个维度

目前,国外媒体外交研究重点集中在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领域,而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对外传播、媒体效果等。同时,国外也重视在媒体外交实践中研究媒体外交,包括媒介发展与媒体外交、媒体记者在外交中的作用、主流媒体的渠道、以Twitter革命为代表的新媒体外交等研究。     

周总理妙对赫鲁晓夫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剑，以超人的智慧应对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任何便宜。     

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化立场的转变分析——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困境引发的思考

经济崛起和"走出去"发展战略促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热情持续高涨,但反对国际经济政治化的鲜明立场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更加影响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看,外交理念服从于外交实践和国家利益是考虑调整中国对国际经济政治化立场的依据。国际经济政治化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具备相应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前提下,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化问题上立场的转变不但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