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意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治国理政的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治国理政的道路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新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的理念指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保障,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和最本质特征。这些内容构成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德国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二战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69和1998年取得执政地位,治国理政长达20多年.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社民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执政理论的与时俱进、执政政策的应时而变和政党建设的适时转型.这些经验对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赣政十年"期间的江西地政

从1932年至1942年,即所谓"赣政十年",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的一些县实施了近代意义上的地政.本文着重考察这一时期的土地行政运行及其效果,并从近代国家转型来认识其历史特点.笔者以为,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地政进而推行国家近代化的有力工具,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天然地形成了高昂到令所有政权力量都无法承受的行政成本,这阻碍了国家进一步深入地方社会,此点可从小吏们在管理中的作用清楚地看见.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研究

村民自治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而产生,是国家治理农村方式的重大变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年来,村民自治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村民自治提升了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推动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巩固了党对农村的领导.     

新媒体背景下基层政府对网络答政新途径的研究——以深圳市福田区《红树会客厅》基层网络答政品牌建设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海量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政府不仅要通过网络来了解民意,回应并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应主动通过网络来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应结合实际,主动征求群众意见,认真收集分析,采纳有价值的建议,并予以必要的反馈和说明,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这种"网络问政"的做法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普遍实践。如何有效的搭建网络答政的平台,利用其真正做出符合实际、惠及民生的决策,本文以福田区建设网络答政品牌栏目《红树会客厅》为例,分析阐述区域级政府网络答政新途径的探索之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与前沿问题研究展望

“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可靠保障和根本支撑。“四个全面”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全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维,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不断深化“四个全面”的渊源问题、历史定位、理论层级、规律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