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构建——基于环境会计的研究视角

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而生态补偿标准成本的核算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将生态补偿标准成本核算纳入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之中,对生态环境涉及到的环境成本业务和事项进行确认,是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的关键,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平正义和边际机会成本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遵循全面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等环境会计原则。另外,在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核算时,需考虑运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对成本的影响。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现代汉语分裂句焦点分析

分裂句是用来强调句子的某一成分。现代汉语分裂句具有三种结构形式,即,“是……的”、“主……是……的……”及“主……是……的”,“是”和“的”组成了分裂句的结构形式,其中“是”为焦点标记,“的”具有时态标志性特征。现代汉语分裂句中的焦点可分为原位焦点和非原位焦点两类,非原位焦点又可分为内在焦点和外在焦点,外在焦点具有话题性特征。     

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吴秋林教授访谈录

该访谈录使用问答的方式展开的是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认为展开文化基因研究才是实现完整人类的基本研究,生物基因的研究实现的只是“半人”（生物人）,而另外一半人（文化人）的研究应该用文化基因研究来实现。文化基因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重要概念,如文化基因密码,自意识、文化汤、文化原点、支点、节点、衍生点、信仰块、体质人、文化人等。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托马斯·伍兹之惑：宪法至上，“政治不正确”吗？

托马斯·伍兹以史实为依据,对美国时下的“政治正确”之说进行了新的解读。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一切以合众国宪法为依据。这是美国官民皆守的传统,意味着合众国宪法对每个公民、各级权力都具有最高的约束力。本文从“总统在任上如何接受民众检验、监督与批评,立国者和立宪者所设立的共和国目标如何实现,如何评价宁守‘不灵活’宪法这一现象,政府如何出于好意干预经济和公民生活而‘好心办坏事’,政府又该如何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动用纳税人的钱并保证此钱花得适当其所”这几个方面阐释了宪法至上这一原则。美国人信奉政府权力有限学说,具备将国家、政府、公民间权限区分清楚的能力。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此乃伍兹始终坚守的立场。     

《人民日报》记载的石家庄解放初期工商业

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石家庄的解放,在党的历史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石家庄是新中国的摇篮。通过研阅《人民日报》对石家庄的报道得知,石家庄解放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依靠优化环境、加强宣传、发放贷款、实行奖惩等方式,使石家庄工商业日趋繁荣。     

学术出版的危局与出路

社科类学术出版在转企改制、竞争加剧、市场萎缩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存在一定发展困境。本文以为,转变观念,迅速转型,打造核心产品,建立多元服务体系,建立数字出版平台,搭上“走出去”的快车,是化解危局,实现飞跃的有效途径。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一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