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自题像》探赜与索隐——兼论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对唐诗的举证价值

黄巢《自题像》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诸多记载,从中可以窥见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情况和人们对黄巢兵败出家并赋诗的事情原委的认识。虽然《自题像》诗是效仿篡改元稹的《智度师二首》而来,但是通过对效仿篡改后诗歌的分析可见其自身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龟磵诗话》虽出自韩国作家南羲采之笔,但是却能对中国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黄巢兵败出家赋诗之事及其《自题像》诗的记载不仅真实准确,而且有其自己的评价,反映了唐诗在韩国的接受状况,也对我们研究唐诗等亦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李调元与江浙文人交游述论

李调元与江浙文坛联系紧密。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吴中七子之中的王昶和曹仁虎、京口探花王文治等均与李氏互有交游。其中,赵翼与李调元的情谊较深。从两人的交往中,可得见李调元对江浙文坛的关注,也可窥见李氏我虽生于蜀,吴越长在怀的一片吴越情结。     

《饮冰室诗话》的编辑特色

《饮冰室诗话》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开设的文艺类栏目之一,是梁氏文学救国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上具有重要地位。基于文学救国的立场,《饮冰室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及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具有独特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学习 带来的灵感

正灵感,仿佛空穴来风;或可说是心灵之弦……这对于诗人、作家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说过: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意思说,作诗需要特殊的才能,这与读不读书无关;诗自有特殊的情趣,这与逻辑思维无关。从本质上讲,诗是情感的产物,不受常     

关于明诗话整理的若干问题

明代诗话文献的汇辑、整理,经由吴文治、周维德等学者的努力,已取得重大成果,为明代诗学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迫于当时搜检与使用资料等方面的条件局限,亦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当今古籍整理及明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出发,就现存明诗话的总量、明诗话文献整理的版本与校勘、相关作者的生平资料考订三个方面加以检讨,希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共同推进该工作的持续发展.     

论金代诗话对苏轼诗词的传播

北宋文人对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苏轼文学在金代传播方式很多,诗话传播就是其中的一种。金代留传下来的诗话数量不多,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金代以诗话的方式来传播苏轼诗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入金宋人所写的诗话,如朱弁留金时期所著的《风月堂诗话》。二是金人所写的诗话,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文伯起的《小雪堂诗话》等。尽管金代的诗话为数不多,但从现存的诗话来看每一部都花了大量的篇幅(有的甚至是整部)来讨论苏轼的诗词,这对苏轼文学在北中国的传播来说功不可没。     

“海上三陈”中的两位闽人墨迹

陈声聪所著的《兼与阁诗话》《荷堂诗话》,继承陈石遗、狄平子、梁任公诸位前贤所著“诗话”风格,论列诗坛人物和诗风递变,颇有人文内涵。     

《四溟诗话》之“情景论”分析

明“后七子”谢榛《四溟诗话》的情景论,主要是在唐宋情景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谢榛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次把“情景”认定为诗歌创作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因子,认为这是作诗的根本,并且不能割裂开来。其“情景”论可解读为“景”是诗的媒介,“情”为诗的胚胎;好诗应该“情景相因”、“情景适会”。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