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中神仙道化剧的度脱模式及其宗教意蕴

本文从宗教角度对元杂剧中神仙道化剧的度脱模式作了探讨,认为神仙道化剧中有三大类度脱模式：利用死亡的恐怖劝诱被度脱者入道的度脱模式;利用幻术展示时光迅疾、生命短促的度脱模式;乞食的度脱模式。神仙道化剧的度脱模式与全真教密切相关。神仙道化剧形成了一种颠仙传统,对中国宗教和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的仪式传统与族群互动

在桂西南壮族乡村地区,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传统文化的助推力量、内生动力的辅助功能,共同形塑着以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壮族仪式传统以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重要节庆为节点,呈递出时空关联下的地方文化诉求表达,展示了乡村社会治理中仪式传统的社会功能。同时,传统仪式文化在形塑壮族群众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强化了壮族村屯共同体意识。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地方特色的主体性、内生性、传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社会治理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方仪式传统阐释的集体目标和情感归属,关注更具现代意义的具有内生性秩序规范的乡村治理内涵。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东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干旱适应研究——性别化的水传统知识与云南梅里藏区的葡萄种植

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干旱是学术界讨论气候变化的热点,该区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适应气候干旱时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方式。地处东喜马拉雅山区的云南梅里藏区经历了持续多年的干旱,藏族妇女在浇水灌溉劳作中积累的水传统知识为当地藏民种植葡萄适应气候干旱提供了新动力,加速了藏民的生计和社会转型。文章在对德钦县斯农、明永、布村等藏族村落田野研究基础上,讨论当地藏民水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干旱及其对葡萄种植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指出葡萄种植建立在藏民性别化的水传统知识基础上并带来了新的性别分工。梅里藏区藏民的研究案例强调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环境力量,重塑了藏民的新生计经济作物种植及其性别关系。     

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发展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启示与借鉴

文化产业现在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澳大利亚政府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及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推动滨海新区的文化产业在有效政策的支持下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发展新思路。     

论主体性德育对传统德育的超越

主体性德育是对传统德育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从“工具性”转向“主体性”,在德育目标上从培养“圣人”转向“平民”,在德育过程上从“他律”转向“自律,在德育方法上从“理性方法”转向“理性方法和非理性方法的统一”。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高等农业院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路径探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今对其文化功能认可并未达到普遍共识,对其内容和价值的挖掘缺乏系统的指导和合理有效的建设对策。从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创新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文化实践功能的分析出发,探讨高等农业院校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着力点：自农耕神话发展的“人本精神”与自然和谐发展观、自农耕文化引申的守望相助的家庭伦理与耕读传家思想观,指出高等农业院校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可行路径,包括强化高等农业院校党委统筹领导、引导课程思政挖掘农耕文化资源、推动农耕文化建设区与农林特色社会实践相结合、建立耕读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及农林特色校园文化景观,在传承中发展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而推动高等农业院校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文化的总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