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化互惠:测量、动力及方法论意涵

本文首先分析了一般化互惠的多种含义,然后分别针对个体网和整体网,探讨各种测量互惠及一般化互惠的方法,并结合社会支持数据对所界定的一般化互惠进行了测量。一般化互惠背后潜藏着人类社会的一个特质,即社会互动的“公平性”,坚持“扬善惩恶”;搭便车行为因而不能广泛存在,“理性人”假设受到严峻挑战。文章最后概要指出一般化互惠体现“交互性”,因而是一种补充“因果性”的新的社会科学解释观。     

论和谐社会中的慈善文化建设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不完善,以及慈善机构本身的问题造成了我国慈善文化一定的缺失。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在慈善文化建设中的倡导和规范作用以及慈善机构自身建设,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培育公民的慈善意识,共同营造我国慈善文化建设氛围。     

晚清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特点

言情小说虽然历史悠久、作品众多,但言情有余,表现社会不足;而社会小说则注重政治功利性,缺少言情的成分,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则弥补了两者的不足,将言情和言社会完美结合起来,开创了小说的新形式,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学史意义。在晚清民初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社会言情小说区别于同时期的其它小说,在文学史和时代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首创意义。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并进行对比,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这就说明,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     

社会物理学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建构探析

社会物理学是大数据时代诞生的研究想法的交换如何驱动人类行为的新学科,这一新兴学科的学说观点对于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社会物理学视阈,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实践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思维需要迭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变化。基于此,打造智慧思政新范式可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在这一新范式下,社会网络形态呈现出伙伴型网络新格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新角色是魅力型连接者,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新角色是主体参与者。     

代咏鹤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以鹤赋为中心

宋代养鹤之风盛行,士人与鹤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较多咏鹤诗文,其中包括5篇鹤赋,分别为吴淑《鹤赋》、李洪《双鹤赋》、秦观《叹二鹤赋》、刘克庄《吊小鹤赋》及方回《吊鹤赋》。与前代相比,宋代鹤赋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宋代鹤赋的写作倾向、鹤形象的塑造及鹤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三方面,可以发现宋人偏好鹤遗世独立的“仙禽”特质,背后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公与私、仕与隐的矛盾与调和,而鹤承载的正是宋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企慕与向往。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治理面临着碎片化、低组织化、社会异质性不断增强等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的实际问题,发现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民主协商,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努力打造开放共治、多元共治的市域社会共同体。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选择,也是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女性家庭照顾的新指向与新价值

在生育政策为了适应社会再生产发展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关注到从“生育”到“养育”这一完整过程中,女性参与了更多的家庭照顾实践。新的发展背景下,家庭环境所影响的角色分配、责任分工、亲职教育等对于家庭中母亲和父亲也提出了新的不同要求,提倡角色分配合理化、责任分工平等化和亲职教育的双系化,同时要看到女性参与家庭照顾这一行动背后所蕴含的个人价值、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肯定其对于家庭和谐关系与社会再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权相关问题探讨

社会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方面的内容。社会保障权的首要价值是社会公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权享有方面的最大不公平莫过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保障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是权利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我国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及由此引起的个人账户空帐问题,其本质是一个代际公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