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治理及其对策

德国是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19世纪30年代，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时，德国才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在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多年中，通过全面介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迅速由工业化“追随国家”变成了“先锋国家”，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10年，德国城镇居民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60%。     

论可转让信用证对第二受益人的风险

可转让信用证随着转口贸易及中间贸易的盛行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应用。由于第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受到限制,使得其在使用可转让信用证时面临诸多风险。本文通过相关案例,分析了第二受益人与转让行及开证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指出第二受益人在实际业务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提出相应防范措施。     

浅析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现状及对策

本文指出了会计职业道德的含义，分析了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映的对策。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生产力解读

迄今,国内外对生产力的含义众说纷纭,有"劳动生产率与因素综合说";有"人类的能力说";有"人对自然的作用说";有"关系系统说". 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含义,对于我们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原著,应该把生产力定义为: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时所表征出来的力量.按照这一观点,决定生产力的因素应该包括实体性因素、附着性因素或渗透性因素和运行性因素.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汉代的水井文化

丰富的汉代水井遗存显示出汉代水井文化的重要性。水井在汉代有诸多文化含义。首先,祭祀与追思,神格化的水井成为汉代人祭祀的对象并引申出追思名人水井的文化现象;其次,灵异与灾变,水井异常的情况常与时局相联系,令汉代人形成敬畏的心理认知体系;再次,死亡与恐惧,与水井有关的死亡生发出了危险与恐惧的文化意象;最后,闭塞与隐匿,水井的特殊结构衍生出闭塞与隐匿的文化意象。     

利用中水

<正>水质性缺水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在大力开展节水行动的同时,应积极开发利用新的水源,中水就是首选的"城市第二水源"。中水利用其实离老百姓并不遥远,注意节水的人通常会把洗脸水、洗菜水、洗衣水等等收集起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超越了“体用论”,提供了一把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第二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理论和实践上焕发出思想解放的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