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同时具有民族性和社会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语言的民族性渐趋减弱,而社会性渐趋增强.文章论述了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对"汉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的普通话"等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使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

2000年以来的国际学术界,一场由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撼动“休谟法则”的根基。他们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表明,康德所谓“超验”的“道德律令”,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的“正义选择”,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与品质。从人类心灵与社会共生演化的角度看,“实然”与“应然”之间,不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浅析傈僳族风俗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除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家庭与社会中,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获取知识和能力以适应该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过程。傈僳族在汉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同化下,依旧保留着本民族古老而纯朴的风俗,他们世代沿袭,并潜移默化地“模塑”下一代——神秘的宗教崇拜,奠定了儿童的灵魂信仰;怪异的民族禁忌,规范了儿童的人际行为;奇丽的民族艺术,建构了儿童的种族意识;独特的传统节日,开辟了儿童的精神乐园。     

学习型社会建设 重在发育社会性

正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领域完全是行政力量和行政基础在发挥作用,社会生活的运作也依赖于行政系统。这导致了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赢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也被行政力挤     

“商居分离”:社区重建的另一种模式

中国背景下的社区重建有3个重要主题:政社分离、商居分离、灾后重建。通过武汉市汉正街商业街区从"商居混杂"到"商居分离"的变迁过程,说明了"商居分离",即社区与市场的分离是"政社分离"、"灾后重建"之外的另一种社区重建模式。"政社分离"通过重新厘定"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而重建社区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商居分离"则是通过重新厘定"市场"与"社区"的关系而重建社区的公共性与社会性。     

最近发展区理论对社会建构主义核心观点的启迪与影响

维果茨基被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先驱之一,其最近发展区理论蕴涵了丰富的社会建思想.该理论诠释了"建构"的含义,揭示了个体与社会间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个体认知发展的社会性,提出教学以发展为基础并引导发展的主张,为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观、发展观和教学观的形成孕育了思想雏形,开启了辩证取向.     

论审美直觉和审美积淀——审美场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直觉是主体面对审美对象不假思索、一见即美的审美现象。但直觉却隐藏着丰富而深邃的社会历史内涵。直觉有理性的觉醒 ,故直觉能够把握到对象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而审美积淀则是美感直觉之所以潜涵着社会历史内容和能够把握到对象本质的深层根源。不承认直觉与社会历史的血肉联系 ,片面地强调美感直觉的主体性、感性、个性 ,是很难令人信服地、科学地揭示美感直觉的神秘性特征的。     

探究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对其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人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和基础，是人实现社会化的通道和桥梁，对人的社会性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独生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及社会的进步，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而家庭教育对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社会性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实施家庭教育才能对独生子女的社会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其个体社会化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新时期如何发挥统计信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统计信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人们对统计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全面提高统计信息质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统计工作自身发的需要。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