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口安全状况进入警戒期

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安全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人口安全不是指某个生命个体而言,是一个集合概念.本文将对浙江省的人口安全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人是学校管理的核心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管理理论和经验方面,同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使中华民族早日复兴,我们必须尽快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各种管理专家,消除这种差距。差距的最终表现,说到底仍是人的差距。我们在各个领域、各项事业追赶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无一不是在消除人员素质上的差距,学校管理亦然。消除人员素质差距的过程,对教育事业来讲就是万古长青的基本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     

俄语中表身份名词的复数格形式研究

本文从俄语语法学的新分支──词形句法学的观点出发，对俄语中表身份名词的三种带前置词的复数格形式进行研究，揭示了这些复数格形式在一定句法条件下可以表示单数的人的性能；分析、探讨了它们与其他词组配连用的能力与结构特征，它们的句法、语义功能，修辞特色以及与同义单数格形式的区别。     

肉体和精神的和解与历史之谜的解答——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思考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需要吃、喝、住、穿作为历史的根基确立起来。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虽然也要满足自然的需要,却是在肉体和精神对立的基础上来看待人自身的自然。马克思颠覆了这种二元对立,强调人的自然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然。在此基础上,他否定了从同一性原则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与和解中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基于这一观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概念,即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的冲突与和解的历史观念。当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时,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历史。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为我们理解文明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给我们思考当代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在近代留学潮、爱国救亡运动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核心要义、限制因素、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作了阐释解读。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语言“接地气”、形式多样化、不同派别通力合作、传播的相对片面性等几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点。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历史作一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夹缝求存: 在日中国人研究 (1858—1871)

1858 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大体构建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条约 体系。 由此直到 1871 年 《中日修好条规》 签订, 在日中国人一直以 “无条约国民” 的身份生活在开港后的 日本。 为了寻求出路, 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 利, 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通过对这一时段在日中国人的 生存状况及其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 既可加深对日本华侨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 也可为深入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线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