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波及全球的SARS病毒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从建立“风险社会”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出发 ,探讨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边界条件、“风险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以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试图尝试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背景理论支持     

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节约型社会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机制、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加强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机制、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宣传教育等手段,尽可能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求。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观念,走节能省地型城市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发展环保产业,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和消费模式,让全体人民过上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生活。     

坚守精神家园 追求社会和谐

《重庆社会科学》是在浮躁的学术界中的一个默默的耕耘者,它身上浸润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继续其坚定不移的理想。在此,具体就2010年第6期发表的《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现实语境与价值取向》谈点看法。     

《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评介

<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80年代关注的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这一关注与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紧密结合在一起。90年代之后,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学界的青睐,其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90年代国内市民社会一般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信任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却更多以人际和关系作为切入点,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任研究的内涵加以拓展并深入探索。西方信任研究无疑为当前中国信任问题的良好把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信任研究路径,将信任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共享态度,这一视角的整合性特征和良好文化适应性不但弥补了以往研究取向的缺憾,而且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提升,顺应了时代发展赋予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历史责任。     

浅议会计理论的新成员——社会责任会计

本文介绍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进程、并对社会责任会计更好地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是社会交换的两种基本类型,人情社会的交换属于延时回报的交换、模糊回报的交换、熟人社会的交换、依靠道德约束的交换、特殊主义的交换;契约社会的交换则具有陌生人社会的交换、协商一致的交换、精确的交换、依靠法规约束的交换、普遍主义的交换等特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多方面的区别。根据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作情感需求型、风险防范型、不当求利型三种类型。只有消除不当求利型人情社会,使人情社会仅在情感领域、契约社会在利益领域发挥其功能,我国才能从以人情社会为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契约社会为主导的社会。     

我国公共危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公共安全问题频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一定影响。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是应对公共安全问题、降低社会脆弱性的基础性工程。要增强公共危机教育的战略思维,要体现公共危机教育的全民性和社会性,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公共危机教育方法。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