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共生理论视域下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反思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融合教育自提出以后很快成为国际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融合教育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融合主体的接纳态度与行动支持、教师专业能力与合作意识、融合课程与教学、融合资源投入与共享等方面仍然面临困境。基于共生理论视角对融合教育困境进行理论反思,提出构建融合共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建立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调整课程与教学、完善资源配置等建议,以期为推进融合教育、提升融合教育质量提供借鉴。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从语法隐喻理论的意识形态视角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以英国《卫报》对G20杭州峰会的新闻报道为例

文章以英国《卫报》中有关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23篇新闻报道为语料,建立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法隐喻理论,以费尔克劳夫的话语三维模式为分析工具,探究"他塑"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通过话语被构建的,对英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作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评析,旨在为中国及时纠正外媒的主观偏见报道、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     

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了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面向企业2084名知识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咨询网程度中心性和连接强度负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情感网程度中心性正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防控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坚定新时代理论自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解析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简称“四观”）是促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举措,秉持全球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政治王道理念。弄通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才谈得上坚定新时代的理论自信。     

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的东方传统文化审思

作为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在成功借鉴成熟灾难类型片的经验基础上融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家庭本位、因果报应、福兮祸兮、礼尚往来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本土化观念,给观众以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引发现象级观影潮流。